编者按：河南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诞生地和取材地，305首诗歌中，一百余首直接与河南有关。十五国风中，《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陈风》七个“国风”完全产自河南，《周南》《召南》《曹风》的部分诗篇也涉及河南，河南堪称《诗经》的“核心现场”。然而，长期以来，《诗经》研究多偏重文本训诂与经学阐释，对其与河南历史地理、考古遗存、地域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尚缺乏系统、立体的呈现。大河网学术中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诗经》中的河南”主题系列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呈现《诗经》中的河南文化画卷，发掘《诗经》与中原大地的深层文化关联。

今天推出第十九期《从〈诗经·郑风〉中的爱情篇章看地域文化性格特征》——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王室衰微。郑国地处黄河中下游平原，位于“天下之中”，既是农耕文明之重镇，又是商业发展的枢纽。《诗经·郑风》收集的是郑武公建国之后的诗作，共二十一篇，以真挚热烈的爱情书写在十五国风中独树一帜，反映了郑国人民的生活情境和婚恋习俗。然而，汉代以来的一些学者基于封建礼教观念，认为《郑风》中部分诗歌是淫诗，但这些情诗的产生是符合周代风俗和当时郑国现实情况的，诗歌中的热烈率直的爱情书写，呈现了郑国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是先秦时期中原地域文化性格的显现，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爱情诗的源头，更为我们理解早期中原地域文化性格提供了重要文本。

一、黄河沃土滋养的务实重情

《郑风》的爱情书写并非虚无缥缈的浪漫，而是厚植于黄河农耕土壤、孕育于日常生活的真情实感，呈现出郑人率真、务实、情归于实的文化性格。郑国地处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这里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宜耕宜织，先民以农耕为生，向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塑造了郑人以生活为依托，诗歌如实地表现生活，感情炽热而踏实、浓烈而真诚。

基于郑国人踏实的生活作风，《郑风》爱情书写更凸显农耕社会务实重情的特质，将爱情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注重相伴相守的温暖。《女曰鸡鸣》以对话体展现夫妻间的温馨日常：“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全诗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无矫揉造作的情感修饰，只有早晨的叮嘱和陪伴的期许，夫妻在平凡的衣食起居中表达对彼此的关心。这种朴实无华的生活，正是黄河农耕文明的产物，爱情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相厮守，不是信誓旦旦的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相助。《缁衣》中描述“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以妻子为丈夫缝制衣物的细节传递出体贴入微的深情，妻子对丈夫的爱表现在一针一线、一朝一夕的日常中，没有对奢华生活的不实向往。郑人长期面对自然时序与农耕劳作，养成了务实、勤俭、重陪伴的性格，他们自然而然地看重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爱。《扬之水》写离别相思：“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无信人之言，人实迋女。”闻一多《风诗类钞》中，将其归类为“将于妻别，临行慰勉之词也”。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离别诗直接跳出离别的伤感倾诉，而是告诫夫妻要相互信任，不要为流言蜚语所迷惑，流露出郑人崇尚实际、情真意切的性格特征，同时也蕴含着郑人对爱情的忠贞。《郑风》将热烈的情感与务实的生活相融，既彰显了爱情的本真美好，又承载着先秦时期河南民众脚踏实地、珍视日常的美好品质。

二、商业繁荣催生的大胆自信

郑风爱情书写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表达大胆、姿态主动，尤其是女性敢言敢爱、爽朗自尊。此种性格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得益于郑地位于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商品经济发达，市民聚集而风俗交汇，因此人们的思想较为开放，对待爱情更倾向于大胆追求。春秋时期，郑国以商业繁荣著称，其地处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是天下之中的咽喉要道，其西部靠近东周都城洛阳，南与楚国接壤，东邻是宋，西北为晋国，正北、东北毗邻卫国，齐国、鲁国分列东方远域，郑国所处地理位置是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自然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中国近代学者魏源在《诗古微·桧郑答问》中说:“郑都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财货盛，财货盛则声色辏。”魏源说郑国商业的繁荣带动了当时较为开通的社会风气，导致礼教规范形成得较为缓慢，客观上为男女情感交流和婚恋提供了自由宽松的社会氛围，女子敢于真实、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情感表达的直截与坦荡赋予了郑人自信豁达的精神风貌。

《褰裳》最能体现这种自信：“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女子告诫恋人说你不爱我，我就可以去爱他人，充满戏谑口吻。女主人公如此大胆和泼辣的个性，在《诗经》中是少见的。这首诗能够保存下来，表明郑风重视感情的一面在当时是符合实际且合理的。《溱洧》写士女游春；“女曰：‘观乎？’士曰：‘既且。’”女子主动邀约，男子欣然同往，全诗气氛明快、姿态自然，全无羞涩和拘谨之意，这种性格即便是现在也很让人敬佩。《子衿》中“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将女子等待恋人的焦急心理和相思直接呈现出来，没有含蓄、胆怯之意。如此坦荡的情感表达，正是地处交通要冲，见多识广、心态开放的表现。所谓商业繁荣催生的大胆与自信，本质上是发达的商业和自由的社会环境造就了郑人敢爱敢恨、自尊自信的性格。

三、自由与秩序平衡下的礼顺人情

中原是礼乐的发源地，礼为秩序之本。郑为中原腹地，礼乐传统深厚，同时承“隆祭祀、重占卜、好歌舞”的殷商遗风。“礼顺人情”指的是制定法令规范要与人情常理相互协调，承认情感正当性的同时又能维系社会的稳定。《郑风》的爱情书写中最难得之处，在于对情感的自由追求并没有完全跨越礼的边界，而是巧妙地达到礼以顺情、情不违礼的平衡。

春秋时代，战乱频仍，人口稀少，统治者为了繁育人口，规定超龄还未结婚的男女可以在仲春时候自由相会。《周礼·地官·媒氏》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以法令的形式强制男女必须相会，未成家者必须成家。但“会男女”并非男女幽会，而是男女合婚、嫁娶。这一法令适用于整个周朝，但显然在中原地区效果更明显，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也对这一政策的落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郑风虽开放，却并不放纵。《郑风》中的爱情，多是两情相悦、彼此尊重、合乎民俗、顺乎人心的爱恋，少有违背伦理秩序、幽暗私奔、放纵无度。《野有蔓草》写道：“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诗歌描绘仲春时节青年男女在郊野邂逅的场景，反映当时为繁育人口而推行的“令会男女”“奔者不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此诗是对自由婚恋的赞美，具有原始的纯朴性和直率性。《溱洧》写道：“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描写了在郑国三月的上巳节，青年男女们手持兰草相聚于溱洧河畔，互赠信物表达爱意的欢快场景。“溱洧”由此也成为爱情的象征，影响直至今日，以《郑风》为背景打造的主题公园——郑风苑，被新郑当地人称为“爱情公园”，成为城市文化名片之一，象征着对郑地先民崇尚爱情自由的赞美。

四、忠贞自持的理性底色

值得注意的是，《郑风》虽以热烈开放著称，却并非一味奔放自由，其中也有一些篇章表达对爱情忠贞、理性稳重的品质。

《出其东门》是守礼自持、用情专一的典范：“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男子面对其他男女在上巳节无拘无束的游玩场面不为所动，原因是他内心早已有一位朴素、典雅的姑娘，表达了男主人公爱情专一的美好心灵。朱熹评男子“亦可谓能自好而不为习俗所移矣”，肯定其忠于爱情的品质。这说明郑风之开放是情感表达的开放，不是道德底线的失守。

春秋时代，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当时的郑国已经出现家长制的小生产方式，家长是家庭的主宰。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所。”说明那时候男女结合必须通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才能正式结婚。《将仲子》这首诗以女子口吻道出了情感与旧礼教冲突下的艰难选择：“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描述了女子深爱对方，却受到父母责备和邻里议论，可以明显看出她因受“礼教”的约束，告诫男子追求她时要理智一些，流露出女子的热情、坦率和善良及其内心的挣扎与痛苦。这种怀情而守礼、率真又含蓄的心态，也是中原文化中理性美好的一面。在《郑风》中，爱情始终与责任、专一、安稳、长久相连。《风雨》中“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表达了女子与久别的丈夫重逢的甜美与恩爱，《女曰鸡鸣》中“与子偕老”表达了相守的诺言，都是先秦时期中原地域文化性格中理性与情感平衡的体现。

《诗经・郑风》的爱情篇章，鲜明地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原的地域文化性格。黄河农耕文明给予郑人务实而真挚的品性，爱情表现为热烈率直而不失稳重；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和繁荣的商业造就了他们大胆而自信的精神风貌；礼乐传统与殷商遗俗又使他们具备礼顺人情的智慧，婚恋中需兼顾自由与秩序；而家长制的生产方式以及对稳定生活的渴望，则为热烈的爱情注入了忠诚与自持的底色。透过《郑风》的爱情诗可以看到，先秦时期中原文化性格并非单一的，而是兼具务实与炽热、开放与自持、真情与秩序、人情与礼教。

《郑风》以其真挚动人的情感书写，不仅为中国文学贡献了早期的情诗篇章，更为理解先秦时期中原地域文化性格特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依据。深入挖掘《郑风》的爱情书写，有助于在继承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婚恋观焕发出新的活力。

【作者：刘源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