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宋代是中国古代书院成型、兴盛、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书院从零散私人读书处发展为和官学互补、独立完备的教育体系，它所开创的自由讲学、兼容思辨的独立学术讲学体系，成熟的教育管理模式，创造了独属于中国的讲学文化，影响后世上千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本文从历史上书院的发展演变、宋代书院的特点、宋代的四大书院及其传承发展、书院制教学给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宋代的四大书院及其传承发展

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是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它们不仅是读书人学习的地方，更是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摇篮，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至今仍能触摸到书生们挥斥方遒的温度。应天府书院上演过激烈的学术争鸣，嵩阳书院坐拥万卷藏书，岳麓书院孕育了一批批朝廷栋梁，白鹿洞书院回荡着朱熹的治世箴言。研究可知，通过宋代四大书院不同的发展渊源、发展路径、突出特色和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出中原思想文化对南方地区的重大影响。

应天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南都书院、南京国子监等，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为五代时后晋杨悫所办，称“睢阳学舍”，后来他的学生戚同文继续办学，并发扬光大。商丘是后周时归德军节度使、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龙兴之地，北宋建立后改商丘为“应天府”，是为北宋的四京（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北京大名府）之一，故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改称“应天府书院”，又称“南京书院”，庆历三年（1043），改升“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史载“州郡置学始于此”。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在应天书院，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老师注重因材施教，书院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专长让其入读各项分科，教学坚持“明体达用”指导思想，主张学以致用，既注重培养经邦济世之才，也注意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学生们自由思考，常常为了讨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先后到书院任主讲教师的有范仲淹、邵雍、张载、司马光、程灏、程颐等名师巨儒，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各不相同，但都可在讲台上各抒己见，互相切磋交流，学生们也可以接受各种思想见解。范仲淹年轻时不但慕名到应天府书院拜大儒戚同文为师，学习一举成名，后来受名臣晏殊邀请曾两次主持应天府书院教学工作，为了教好学生，他常常宿于书院，与学生同吃同住同探讨，不但勤学恭谨，以身先之，而且很有法度，以“九河我吞、百谷我尊；良玉我切、浮云我决”的豪迈气魄制定出一套严谨的学规，强调要以天下为己任，将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作为教育的核心理念，开创了追求新知、创新进取的一代学风，短短几年就把应天府书院推向了学术思想高峰，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先后培养了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富弼、韩琦、王尧臣、赵鰖、张方平、孙复、石介等大批名臣鸿儒。其中，王尧臣、赵鰖在天圣五年（1027）分别得中状元和探花，出现了“一榜双魁”的奇迹。这些应天府书院出来的杰出人才活跃于北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显赫人物，也使得应天府书院“天下庠序，视此而兴”。在书院良好学风的影响下，河南尤其是豫东地区长期以来人才辈出，以至于明代还有“文武百官半江西，小小商丘四尚书”之称。清朝乾隆年间，商丘地区一次中进士达170多人，这不能不说是书院遗风的影响。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因地处中岳嵩山之阳而得名。它初建于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名为太乙书院。此前从北魏始，先为佛教场所，后为道教场所。到北宋景祐二年（1035）宋仁宗亲赐匾额改名为嵩阳书院。由于北宋朝廷经常颁赐书籍、赐给学田，众多名师硕儒在此著书立说、传徒授艺，嵩阳书院声名大振，成为北宋时期影响最大的书院。

当时，这里先后荟萃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李纲、元好问等。尤其是“二程”（程颢、程颐）主持书院教学时，“日以读书劝学为事”，不仅使书院的讲学内容非常精彩，而且学术氛围十分浓厚，“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伊洛渊源录》），听者多时达数百人。程颢还为嵩阳书院制定了教育、学制、考察等规定。由于“二程”声名远播，这里还留下了弟子杨时、游酢到此求学拜师“程门立雪”的故事和美谈。南宋伊始，“二程”弟子和门生南迁，其中弟子杨时把“二程”的学术思想带到南方，开创了南宋理学之先河。司马光不仅长期在这里讲学，传授儒学思想理论，而且以儒家的历史观，融合理学思想，在这里撰写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第九至二十一卷。范仲淹在这里讲学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引导学生，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变成了一代又一代嵩阳学子的共同追求。两宋之际抗金名臣、民族英雄李纲在这里讲学八年，最后还长眠在这里‌。

嵩阳书院既是教育教学机关，又是学术研究机关，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论辩交流。书院的学生不受地域限制，有教无类；教学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多采用论辩问难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教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识训导教育学生，而且以高尚的品德感染学生，长期以来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如五代与北宋初期有冯吉、杨璞、安德裕、吕蒙正、滕子京等；北宋中期以后有张载、杨时、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李唐、张九成等；金、元时期有马祖常、滑寿等；明代有李敏、王铎、崔应科、刘景耀等；清代名徒众多，其中景日昣康熙年间考中进士，历任知县、少卿、侍郎、尚书等，官至一品，乾隆誉之为“国无双品”。嵩阳书院还有一个独特之处是有大量藏书，为宋代的“藏经”之所，学者们能够在这里充分地开展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活动，由此推出了一批批研究成果。嵩阳书院的一个重要活动是“道统”祭祀，即祭祀儒家传道的三圣人——帝尧、大禹、周公，正是这种祭祀形式，使得嵩阳书院成为接续、传承理学正宗嫡传的主要场所之一。由于“二程”在这里的长期讲学，它还成为洛派理学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发源地。嵩阳书院的建筑风格也非常独特，是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2010年与登封“天地之中”的其他历史建筑群一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北宋开宝九年（976）由官府捐资兴建，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御笔赐书“岳麓书院”门额。

岳麓书院名师荟萃，宋朝时著名山长有周式、孙胄、彪居正、张栻、吴猎、顾杞、黎贵臣、凌登龙、欧阳守道等，他们既是一流的学者，又是德行、声望、学识出类拔萃的硕学鸿儒，其中尤以张栻最为有名。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其老师胡宏是“二程”门人杨时的再传弟子‌，故张栻是“二程”的三传弟子。他于乾道元年（1165）主管岳麓书院，先后教授学生数千人，成为一代学宗。他在继承胡宏学统的同时又形成了具有自己学术特点的湖湘学派。张栻在主教期间强调教育的宗旨是“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指导思想，迎来了书院的空前繁盛。南宋时，朱熹先后两次来岳麓书院讲学传道，一次是乾道三年（1167），他与张栻在这里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第二次是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即今长沙），他白天在官府衙门办公，晚上来书院讲学，并将朱子教条引入书院。经过朱熹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繁盛期。南宋末年，元军攻长沙时，岳麓书院的几百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明正德年间，王阳明及其弟子也先后到此讲学，使得宋明理学薪火相传。清朝时，不仅有康熙的颁匾，还有乾隆“道南正脉”的颁匾，至此岳麓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得到充分肯定。千年以来，岳麓书院培养了一批批学富五车、经邦济世的大才，宋代著名的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明代走出了大思想家王夫之，清代后期及近现代更是走出了一批批彪炳史册的英雄人物和各方面名家耆宿，如清朝时的陶澍、彭浚、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谭嗣同、蔡锷，民国时期的熊希龄、杨昌济、程潜，中共党史上人们耳熟能详的如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李达、谢觉哉、周小舟等，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曾数次寓居书院，真可谓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不衰。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在这里隐居读书，养了一头白鹿，人称此处为白鹿洞。五代南唐升元四年（940），李善道、朱弼等人在这里聚徒讲学，称学舍为“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学”，学风甚盛，与当时金陵秦淮河畔的国子监齐名，学者争相前来。北宋初年扩为书院，由于南宋时高宗皇帝御赐《九经注疏》《论语》《孟子》等书于白鹿洞书院，此后地方官开始重视整修，尤其是经过朱熹的苦心经营，书院获得重大发展，后又传承于元，绍隆于明清。

白鹿洞书院名师荟萃，历代有‌蒋维东、李善道、朱熹、吕祖谦、陆九渊、李梦阳、王阳明、‌黄嘉、‌熊自得、‌王宁孙、‌翟溥福等大儒先贤在此主持书院或讲学。其中‌蒋维东是五代时早期的重要执教者，南宋时朱熹对书院贡献最大，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是杨时弟子李侗的学生，即“二程”的三传弟子，也是中国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于南宋淳熙年间知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在其辖区，他到任后即开始到书院察访，奏请皇上御赐匾额、图书，筹款建屋，征集图书等，在其不懈努力下，残破的书院得到修复。朱熹在这里亲任洞主，制定教规，延聘教师，招收学生，精心运作，逐渐使白鹿洞书院名扬全国。他制定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白鹿洞书院揭示》）等教规，成为书院的教育纲领；他要求学生们要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办学模式也为后世所效仿，影响后世几百年，并传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一带。他邀请“东南三贤”之一的理学家吕祖谦为书院撰写《白鹿洞书院记》，此《院记》不仅记录了书院的历史和学术成就，也为后世的书院树立了榜样。吕祖谦还积极参与白鹿洞书院学术活动，与朱熹等人在书院内进行广泛深入的论辩、交流。在吕祖谦的引荐下，朱熹曾专门邀请陆九渊来这里讲学。陆九渊“心即理”的学术观点与朱熹观点大相径庭，但朱熹却以博大的胸襟予以容纳，并且还把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立存，成为白鹿洞书院的教学内容。在这些大儒的主持下，白鹿洞书院成为南宋理学思想的发源地和教育实践的重要场所。在千年历史中，白鹿洞书院先后培养出进士约二百人，状元三人，举人、秀才不计其数，还培养出南宋宰相、民族英雄江万里，南宋名将、军事战略家余玠，明末科学家宋应星，清代状元、军机大臣戴衢亨等英才名士。作为书香四溢的学府，白鹿洞书院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

书院制教学给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2025年5月17日，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搜狐科技年度论坛上一连抛出三个问题：“如果梁文锋继续读博士，还有今天的DeepSeek吗？如果王兴兴继续读博士，还有今天的宇树科技吗？如果汪滔继续读博士，还有今天的大疆吗？”其言外之意是说，这几个人都没有读博士，但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而那些一直在学校读博士的人却没人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的大学教育已被社会发展甩在后面，这不值得反思吗？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应该说比较复杂，仅从教育方面说，这是教育与社会、现实、科技发展不相适应的表现，有体制、机制、理念等问题，也有方式方法问题，还有教育自身的规律性和局限性问题。如何破解？借鉴古代书院制的某些机制方法，打破大学传统的学科壁垒，与社会深度融合，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宋代时的书院教育是我国教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和管理制度已相当成熟、相当先进，深入研究这一制度能为我们提供诸多启示，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规律，为当今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所谓书院制，就是一种跟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相关的人才培养模式，其目的是实现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和专才教育相结合的协同育人机制，是力图达到均衡教育目标的一种学生教育管理制度。近年来，实施书院制教育成为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一种积极探索和有效尝试。书院制教育围绕立德树人，通过落实本科生导师制、加强通识教育和环境熏陶，拓展学术及文化活动，促进学生文理渗透、专业互补，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混合住宿、互相学习交流，建设学习生活社区，交流彼此之间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打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进而融汇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实现素质教育。  

我国在恢复高考后，院系教育是以专业为基础划分的，几十年来，全国高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工程应用和实践人才。如今，我国已经从基础工业建设、追赶型经济阶段迈入了创新发展阶段，日益需要大批创新型科技工作者和领导者，而创新型科技人才应具备跨越专业边界的视野与相关知识、技能储备，因此高等教育也需要作相应调整变化，使原来的本科教育从专才培养转向“宽口径、厚基础、重素质、强能力”的“通专融合”模式转变。

这一点在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和我国香港大学都早有实践。如在香港中文大学，每个师生都有双重身份，他们的专业教学及学术研究属于学院，课外活动及人格养成属于书院，主要体现在师资力量、教育特色、研究成果、校园文化等方面，这也是他们的最大特色。当年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香港新亚书院创始院长钱穆在《新亚学规》中就有这么一条说：“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以人物为中心，现代的大学教育是以课程为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香港中文大学实行的书院制，当初主要是借鉴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做法，让不同学院、不同年级的学生们住在一起，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课外生活环境，以便他们交流、对话、竞赛、娱乐，实现全人格教育。书院制长期实行的结果，使得这所学校成为一所享誉国际的研究型综合大学，在人文学科、数学、计算机科学、经济与金融、医学、法律、传媒、地理等领域堪称学术重镇，也是中国唯一同时拥有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拉斯克奖及香农奖得主任教的大学。学校以学分制、书院制和多元文化为特色，是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世界大学联盟、松联盟、泛亚学生论坛、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成员，亚洲首家AACSB认证成员，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所在地。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还和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7所高校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亚太高校书院联盟。

在国内，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对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大学书院制成为一种新时代背景下的通识教育人才培养和管理新模式。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书院制、住宿学院制等有利于师生开展交流研讨的学习生活平台”，这是我国高校教育书院制发展的重要节点。其实，早在2005年国内的一些大学就开始探索书院制改革了，他们面向本科生进行通识教育，具体方法是让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住在同一栋楼里，这样可以互相交流、拓宽视野。尤其是辅导员入住宿舍后，师生之间联系起来更加便捷，日常交流也更加密切，书院制使他们的校园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还增强了他们的组织和社交能力。可以说，现代社会，教师的功能已不主要是传授知识，而是让知识变成学生的能力，大学只是育了一棵苗，真正的能力来自实战训练。时至当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在深入推进书院制教育，这项制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2014年，清华大学成立了住宿制文理书院——新雅书院，探索本科生通识教育改革，2020年设立了致理书院、日新书院、未央书院、探微书院、行健书院等五大书院，以书院制落实国家“强基计划”，2021、2022年又先后成立了求真书院、为先书院，旨在培养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和工科创新人才……近年来，河南省也有河南科技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工商学院、郑州西亚斯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实行了书院制，目前书院制在我国高校中迅速发展，因地制宜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书院制教育体系。

（作者：王喜成，为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