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礼与争衡:论子产外交博弈的艺术
摘要:子产在春秋晚期任郑国执政,当时晋、楚平分霸权,带来和平环境的同时却需要诸侯付出代价,即从向一个霸主朝贡变成同时向两个霸主朝贡。如何在夹缝中求存,就是郑国贵族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子产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与霸主晋国周旋,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
关键词:子产;外交活动;斗争艺术
子产(?-前522)名公孙侨,字子产,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出身郑国公族,祖父是郑穆公(前628-前606在位),父亲是郑穆公之子公子发(字子国)。据《左传》记载,他少年时代就显露出过人的政治智慧,鲁襄公十九年(前554)被立为卿,鲁襄公三十年(前543)以亚卿的爵位成为郑国执政。当时的郑国,外有两霸(晋国、楚国),内有七穆(七穆是指以郑穆公七个儿子为始祖的郑国世袭卿族),作为曾有功于周王室的姬姓诸侯,郑国正处于从最低谷艰难向上爬升的时期。
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同为姬姓诸侯的晋国和郑国护送周平王(“晋、郑焉依”)迁都。由于拥戴王室有功,郑国国君(郑武公、郑庄公)身兼王朝卿士,在春秋初年曾经“小霸”,但在郑庄公时与王室交恶,加之庄公死后继承权争端,郑国陷入长期内乱。齐桓公称霸,郑国附齐,齐桓公死后郑国迅速叛齐。晋文公称霸,郑又附晋。晋文公死后,楚国与晋国争夺霸权,郑国地处中原,夹在两大国之间,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从此内部政争不断,外部战火连绵,到晋楚邲之战(前597年)时几乎被楚庄王灭国。这种“南北有事,郑先被兵”的被动局面经由七穆中罕氏家族两代人的努力(公子喜、字子罕,公孙舍之、字子展)才逐渐摆脱出来。但此时郑国内部七穆之间明争暗斗、倾轧不断,国际上晋、楚平分霸权,带来和平环境的同时却需要诸侯付出代价,即从向一个霸主朝贡变成同时向两个霸主朝贡。如何在夹缝中求存,就是郑国贵族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子产的出现扭转了郑国外交上被动挨打的局面。本文就从外交活动这个方面论述子产的政治智慧与斗争艺术。
一、击中对方软肋,以小博大
晋国相比楚国距离郑国更近,对郑国威胁更直接,是郑国须优先处理的国际关系。晋国的霸主地位是卿族打下的,他们也利用晋国这块招牌为自己牟利。同时卿族之间互相倾轧,这又使他们不敢做得太过分。子产看破了这一点,在涉及本国经济利益时敢于以小博大。
(一)谏轻币
当时的晋国中军将范宣子执掌国政,他凭借晋国霸主地位收取贡赋,且数量较大,子产就写信给他,劝他轻币:
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濬我以生”乎?像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当时晋国六卿专政,国君被架空,但执政之卿仍以晋国之名向各国索取财物。各国名义上向晋国国君进贡,实际上是向晋国执政进贡。贡赋太重,会让小国离心,有可能倒向楚国,威胁晋国霸权,同时晋国国内其他卿族也在一边虎视眈眈,一旦执政之卿失去各国支持,就可能引发内部权力争夺,这是晋国执政之卿的心腹之患,而子产的劝说正戳破了范宣子的心事,权衡利弊之后他接受了子产的意见,减轻各国贡赋。
当时在国际上郑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就是与晋国和楚国的关系,子产巧妙利用晋国卿族专政造成的各方互相牵制的政治格局掌握游说分寸,既让包括郑国在内的各国受益,又提高了郑国在各小国间的声誉和地位,可谓一举而内外两得。
(二)坏馆垣
鲁襄公三十一年,在担任郑国执政的第二年,子产辅佐郑国国君出使晋国。此前的鲁襄公二十七年,晋、楚在宋国周旋下,在宋西门外盟誓,约定停止征战,平分霸权,史称“弭兵之会”。自此中原地区战事稍减,但负担却随之增加,因为他们承认有两个霸主,就要向两个霸主同时朝贡。这次出使晋国,就是盟会后郑国国君向晋国表示臣服的外交活动。子产在担任执政之前已经数次与晋国打过交道,对于晋国内部关系和卿族做派早已了然于心,所以面对晋国的傲慢无礼他坚决给予反击,还让晋人无话可说:
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士文伯让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请命。”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之不间,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塓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以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文伯覆命,赵文子曰:“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等人一看提供的住处,门小墙高,不像驿馆,更像牢房,一怒之下指派随从推倒墙垣,把装财货的马车暂时安置到这个地方。晋人责难,狡辩说这是为了防盗贼才建造高门厚墙,子产此举辜负了主人厚意,还给其他人带来不便。子产的回答则揭穿了晋人的伪善,他说郑国弱小,不得不满足霸主的无尽索求,可是来了之后又受尽欺侮:门太小车马根本进不去,也没人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接受召见,而财物依礼要先在庭院陈列,才能进献。可是由于接见时间未定,只能暴露在室外,有毁坏的可能。以前晋文公在位的时候,国君住小房子,给各国诸侯住宽大的房子,接待也非常周到,不会造成时间和财物损失。总之晋国虽然还居霸主之位,但现在跟晋文公的时候相比相差太远。可以看到,此事是晋人怠慢诸侯在先,子产此举纯属逼不得已,虽然外交讲究妥协,但对对方极度无礼的做法需要以斗争求解决,一味妥协只会助长对方的气焰。子产这次外交斗争中体现的胆略与策略,让晋国执政也无言以对,最后只好承认自己的失误,重新安排和接待诸侯。
晋国的霸主地位是晋文公时期建立的,他的权威在晋国是无可置疑的,而当时的晋国执政者对待诸侯的态度实际上是在消耗晋国的霸权,子产抬出晋文公,制造鲜明的今昔对比,意在提醒当政者,晋国作为霸主虽然有特权,但也不能为所欲为。
二、据“礼”力争,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
春秋时代,一方面“礼崩乐坏”,另一方面礼仍是维系贵族统治的工具。子产在当时是有名的博物君子,深通周礼,这成为他外交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一)入晋献捷
当时晋、楚还在中原拉锯,楚国对陈国又打又拉,陈国成为楚国的附属国。陈、郑相邻,陈国就成为楚国进攻郑国、向晋国施压的工具。郑国当时已决定倒向晋国,于是决定通过攻打陈国杀鸡儆猴,震慑楚国。这次出兵郑军攻入陈国国都,按照当时人的观念,陈国等于被郑国灭国,但是,子展和子产非常有分寸,不纵兵掠夺,不毁其宗庙,对待陈侯和陈国上下非常有礼。而此前陈国跟着楚国打郑国时,陈军所过之处填水井、砍树木(“当陈隧者,井堙木刊”),一路搞破坏。相比之下,郑国取胜后依礼而行,没有搞对等报复,这就在舆论上占了上风。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郑国这次伐陈没有征得晋国的同意,属于先斩后奏,而陈国是楚国的附属,入陈等于是打楚国的脸,晋国需要承担后果,所以郑国此举等于既冒犯了楚国,又给晋国出了个难题。为了给晋国一个交代,郑国回师后决定向晋国“献捷”,为此次入陈善后,这个重任就交给了子产:
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杀之。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竟,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晋人向子产提了三个问题:陈人何罪,何故侵小,何故戎服。子产数陈之罪主要在于忘恩(忘周王室与郑国之恩)、负义(仗着楚国这个靠山入侵郑国);戎服入陈,则从晋文公称霸后“各复旧职”,而郑国先君曾为周王室卿士这方面来说明郑国有资格打陈国;何故侵小,子产陈述的理由是讨伐有罪不在国之大小,并且依周礼“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曰圻),列国一同(方百里曰同)”,而现在“大国”(暗指晋国)早就不止一圻了,多出来的国土不是靠侵小又是靠什么得来的?这一番有理有利有节的答复让士庄伯不能反驳,最后晋国只能接受事实。
可以看出,子产在外交斗争中非常善于利用周礼支持自己的行为、反驳对方的诘问。这次军事与外交活动既打出了郑国的国威,又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子产的外交才华与斗争策略再一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提高郑国地位的同时,在郑国国内的声誉也极大提升。
(二)平丘争承
子产另一次重大外交活动发生在鲁昭公十三年,背景是晋国霸权衰落,诸侯有贰心。为了维护霸主地位,晋国以攻打莒国的郠地为由,召集各国在卫国的平丘会盟,展示武力,宣示霸权。郑国子产、子大叔参与会盟,将要盟誓时,子产提出贡赋等级(即“承”)问题:
及盟,子产争承,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及,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诸侯若讨,其可渎乎?”子产曰:“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左传•昭公十三年》)
子产认为当时郑国国君在诸侯里爵位是男爵,晋国却要求他们承担公侯的贡赋,这显失公平。他还趁机大倒苦水,指出晋国上下贪婪无度,几乎每个月都要上门索要财物,小国不敢拒绝。诸侯之所以依附霸主是想要存活,但现在战争是没有了,可是沉重的财政负担几乎要压垮各小国,所以跟以前相比,只不过换个死法而已,如此则霸主的职责何在?他把事情的严重程度上升到了小国存亡(“存小国”)的地步,这就触及了当时人的观念,即身为霸主要尊王攘夷、存亡继绝。晋国只要还坐着霸主这个位子,就不能不接受这样的理由。这次争执,子产寸步不让,从早争到晚,最后使晋人不得不答应郑国按男爵的等级纳贡。事后,子大叔大概感到后怕,就问子产会不会给郑国招来祸患,子产胸有成竹地说晋国政治的特点是政出多门,各家都利用晋国的霸主地位索取好处,苟且偷安还来不及,哪里会损耗自己来讨伐别人?若不能尽力争取,只会更加招人欺凌,那就国将不国了。
俗话说“弱国无外交”,但在春秋时代,礼在表面上还普遍为人们所尊重,作为小国弱国的主政者,在与大国打交道时,礼就是最重要的武器。在涉及国家尊严和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子产坚决不妥协,不怕得罪人,不怕撕破脸。当然这是以他对礼的谙熟和对对方内部问题的深刻认知为前提的,并不是贸然而为,所以虽然一再冒犯霸主,却总能说服对方达到目的。这种高超的斗争艺术在当时就受到高度评价,孔子说“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称赞子产此行的表现足以为国家柱石。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同时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伟大梦想的过程必定充满风险挑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还要讲究斗争艺术。以古鉴今,通过回顾子产的外交活动,展现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我们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应该不无益处。
(作者:代云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编辑: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