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主持人：

　　本报记者周晓菲

　　本期嘉宾：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赵立行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金源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洪庆明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周兵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重要分支，不仅是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而且是反观我们自身发展历程及其未来走向的一面镜子。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2011年成为一级学科之后，我国世界史学科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当然也存在诸多有待提升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新时代史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有必要思考：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世界史研究如何发挥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为此，本刊特约四位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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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19世纪历史学发生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变革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科诞生。由于专业分工的日益细化，进一步出现了单独的世界史学科，乃至于更为具体、细小的分支门类。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是同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请先介绍一下我国目前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状况。

　　赵立行：我国今天的世界史研究正走在从未有过的蓬勃发展的道路上。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许多学校成立了单独的世界史系，世界史研究者的队伍在壮大，地位在提升；随着大量海外学成归国的人加入到世界史研究队伍中，世界史学界整体的外语水平、利用外文材料的能力、对海外相关研究熟悉的程度、与海外学者交流的频度已今非昔比；不少学者已经达到了同步跟踪世界前沿研究的水平，并能够在海外刊物和国际学术会议上与海外学者同台竞技；一些世界史学者已经能够充分了解国外研究的范式，从历史学的训练模式到对各种史学流派的了解，也基本上达到了与国际同行对话的程度。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目前世界史研究尚存在问题，也不是方向性的问题，只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起步晚，底子薄，只要假以时日，沿着这样的模式不断努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

　　但与此同时，我国目前的世界史学科整体上偏向单向度地从专业角度评判世界史研究的价值，而不太考虑其他社会的维度，在世界史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同时，回应社会需求和发挥社会功能方面反而做得不够。

　　刘金源：在经济全球化已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今天，很少有人会否认世界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历史经验表明，经济社会越发达的国家，越是重视世界史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在研究视角、理论、方法、领域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世界史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固然得益于研究史料的丰富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密切，但更重要的是，世界史研究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需求。与此同时，我国世界史学科仍然存在理论方法创新缺乏、在研究主题上对国外亦步亦趋、国别或区域研究不均衡等问题。例如，在目前的区域与国别史研究中，学者们对英、美、法、德、日、俄等国历史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对中亚、南亚、非洲、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我们的一些邻国，如蒙古、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内的研究队伍寥寥无几。区域与国别史研究的严重失衡，难以适应新时代国家的战略需要。此外，我们目前的世界史研究，在提高民族史学素养的功能方面有待加强。

　　周兵：回顾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不难发现，这个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是同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鸦片战争之后，在屈辱中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发出了“睁眼看世界”的呐喊，也第一次真正有了要求学习和了解世界历史的需要，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中应运而生。而中国第二次如此迫切而强烈地需要世界史，则是在四十年前随着改革开放而迎来的历史转变，这也使得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获得了重要转机。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落后、封闭的文化或国家，是不可能产生要求了解世界的需要的，更不可能发展起一个专业齐全、研究深入的世界历史学科。今天的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而作出不可低估的贡献。历史进程的演进和角色身份的改换，赋予了今天的中国世界史学科以全新的使命，也使得研究者们有了开拓前进的勇气和高瞻远瞩的眼界。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国世界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诸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海洋文明与海洋史等，逐渐成为今天世界史关注的热点之一。这既是学术发展数十年不断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也是对当今时代潮流的积极响应，正所谓“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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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百余年来，中国在诸多方面一直处于学习和追赶的状态，其中包括在20世纪初逐渐引进和确立的现代学科体系。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巨变，在各个方面均对当下的中国提出新的要求，学术研究亦不例外。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世界的发展繁荣贡献中国智慧。那么，对于世界史学者来说，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呢？

　　刘金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根本指导思想，具体来讲，需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全球化理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陆续进入到我国史学界，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史研究的繁荣。但需要认识到，即便在西方学术界，这些理论的质疑者也大有人在，对于这些理论的修正也在不断进行。以现代化理论来说，经典现代化理论强调西方发展道路的普适性，而该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非洲、拉丁美洲的实践所击碎。因此，一味地盲从西方的理论，不仅脱离了历史史实及实践，而且会束缚自己的手脚，从而难以在学术理论构建上有所作为。因此，无论西方的理论如何千变万化，我们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结合21世纪的中国国情以及世界史研究现状，创建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其次，注重对文献档案的发掘与运用，在此基础上开展原创性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档案文献的缺乏此前一直是世界史研究水平提升的瓶颈，但进入21世纪后，这一状况有了很大改观。目前，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大量解密的文献档案，被专门的数据库公司制作成为电子版，供研究者在线浏览或下载。英美两国的历史档案数据库最为齐全，以英国为例，国内学者可以方便地获取早期、18世纪、19世纪英文作品在线，英国外交档案，英国殖民档案，英国议会文件集等。这也就意味着，国内学者与外国学者接触一手档案文献的机会是均等的，只要确定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国内学者完全可以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开展原创性研究，进而为提升世界史研究的创新能力、与国际学界对话奠定基础。

　　最后，正确处理好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避免世界史研究的碎片化趋势。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的兴起，世界史研究中出现了不少微观的碎片化研究。这些研究注重史料的整理与阐释，强调历史史实的还原，但缺少对历史深层次的思考，缺乏对历史规律及人类命运的认识。一个史学家如果缺乏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堆砌史料、繁琐考辨取代理论思考，那么，他就偏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的学术传统与基本精神。因此，中国的世界史学界在关注微观研究的同时，也应更多地关注与时代潮流、人类命运、社会发展规律等相关的宏观选题。

　　洪庆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新时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实现学术创新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智识资源。这就要求我国世界史研究者必须关注我们自身的变化和需求，根据我国发展需要开展世界史研究。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世界史学科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向世界史研究者提出了新要求，除传统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之外，广阔的亚非拉地区和国家、广袤的海洋都应成为世界史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就史学而言，中华文明有着漫长的著史传统和高度发达的历史理性，传统史学典籍文化里蕴含的文化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亦将会给我们释读世界提供丰富的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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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注重现实关怀，是历史学作品思想性的源泉，也是历史学所应发挥的最重要功能。古今中外，伟大的历史学家无不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和总结历史的。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来说，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发挥其现实功用呢？

　　周兵：对于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者来说，既需要对专业有精深的研究，也需要维系学科的长远发展和蓬勃活力。除此之外，世界史也是整体的历史学、乃至当代中国学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和开放多元的研究路径，应更好地融入并推动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在内的历史学整体的学术发展。只有在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世界史才能更好地发挥现实功用，因为除了专业的历史学家外，需要世界史的还包括身处当今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的公众。当今中国社会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深入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之中，曾经遥不可及、陌生而神秘的世界已然成为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世界史，它除了作为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体系中的一门专业性学科之外，还是社会和公众所必需的基础知识。从这一意义来讲，专业的历史学家们面临的是机遇也是挑战。

　　刘金源：世界史的功用，大体说来，一是强调客观而忠实地“还原过去”，即恢复历史原貌，而不作任何解读，德国史学家兰克是这一观点的集大成者。二是强调对人类过去经历的梳理，总结历史演进的规律，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不可否认，随着美、英、德、法等国档案的解密以及数据库建设，中国学者在还原其他国家的历史原貌、还原历史情节等方面具备了更好的基础，但我们依据丰富的史料所做的还原性研究，如果脱离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需要，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世界史研究中，关注其他民族的发展经历，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及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参照，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例如，要着力发挥世界史研究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借鉴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谋求自身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借鉴先行者的经验教训。从20世纪末开始至今，已有一些世界史学者开始关注并探讨先行国家在现代化历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前车之鉴。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后还需进一步加强。再如，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研究，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提供参考。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首先必须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世界史研究者应当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赵立行：世界史研究要发挥现实功用，首先需了解世界史的需求对象和目标。世界史的研究者已经成为一个职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自己的职业标准和评价体系。但是，世界史不可能只是在一个职业共同体的生产体系中单独存在，其价值也不能仅由职业共同体自身来确定，而应该在一个更大的供应需求体系以及一个更大的功能场域中衡量。我们必须承认，世界史知识不仅仅是专业人士才需要，社会中许多群体都需要世界史。如今，无论是个人对外交往，还是公司对外投资，都需要相应的世界史知识。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也同样如此。如果说世界史学科是世界史知识和理论的提供者，那么社会和国家则是世界史知识的需求者和消费者。这些不同需求的聚合才形成了世界史的生存空间和价值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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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论点意味着，尽管历史包罗万象，但历史学家总是从现在的立场出发，以当前的参照来考察和认识历史，因为“历史所涉及的是当前的需要”。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克罗齐式的观点会让学术研究陷入实用主义的窠臼，力主学术应该就是学术。那么，世界史学科的学术与致用是否存在矛盾？专业史学与公众史学或者通俗史学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洪庆明：学术与致用在很多情况下不仅并非不可调和，恰恰相反，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其一，世界史学者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成果作为一种智识长久而安静地存在着。当国家和民众有需求时，这种已有的智识会自然而然地派上用场，化为致用。譬如美国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作为学术研究，静水深流历经几代人的时间，当今天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或其他国家外交行为的根源时，过去的学术积累自然会变为今天的智力资源。其二，我国文人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每一位读书治学的学者，如果对吾国吾民毫不关注，学术研究将无意义。即便我们研究的是外国历史，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中国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亿万民众。其三，学术生产离不开现实需求。稍加留意西方社会文化史便不难发现，倘若西欧没有中世纪盛期之后的经济复兴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需求，便不会有如此丰富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国是我们从事学术生产及生活的家园，理解时代的发展趋势，顺应现实的文化需求，是我们从事学术工作赖以立基的根本。

　　赵立行：有些学者认为专业性的历史才是世界史研究者关注的范畴，而大众需求的历史只不过是通俗的历史，与专业研究者无关。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态度，所以专业历史和通俗历史之间长期存在鸿沟，结果是大众无法亲近高度专业化的世界史研究成果。专业的世界史研究者如果长期在走近大众方面无所作为，其结果只能造成大量的社会需求空间任由其他渠道去填补，如影视剧的“戏说”和各种自媒体的“调侃”。世界史研究者当然是世界史知识的生产者，但如果认为这种生产只有学术价值而没有社会价值，甚至认为两者本身就是矛盾和冲突的，面向社会提供世界史知识是自贬身价，这并不是一种合适的态度。任何学科除了本体论建构还应具有工具性价值，除了专业自身的规范性意义还应具有功能性价值。我国未来的世界史研究，要努力实现学术性和现实性的融通。

　　周兵：专业史学与公众史学之间虽然存在明确界线，但二者是可以相互交流和联系沟通的。专业历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服务国家、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公众史学是其达及普通读者、实践历史学功用的工具和渠道。公众史学涉及政策咨询、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普及、文化传播、娱乐游戏等当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广泛而多样的应用。然而，如果缺乏了专业历史学的学科支持，历史学的通俗化可能转变成为媚俗和庸俗；缺乏了专业历史学的引导和规范，公众史学在实践中还可能被歪曲、甚至滥用。因此，面向过去的古老的历史学，不仅只是一门坐冷板凳的学问，而且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有着现时和未来的面向。在这一方面，由于世界史本身在研究基础和知识普及方面相对薄弱的客观事实，今天的世界史研究者在专注于各自研究领域的同时，应更多关注和指导历史学在公众层面的普及和应用。唯有如此，当我们面对中外文明碰撞交锋的议题时，才能做到既不妄自菲薄、自怨自艾，也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正视和理解文化的差异及其根源。

　　因此，我们一方面应更加精深广博，跟踪国际史学的前沿趋势，进一步深化已有的研究成果，广泛拓展新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高世界史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顺应时代潮流，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历史学的公众推广和普及，以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世界历史的精彩纷呈和多元发展，从而提高全民族的史学素养。

　　（人物素描：郭红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