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新时代坚持对外开放，不仅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顺应了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逻辑。推进对外开放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说到底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又来自于分工的专业化、技术进步、人才资源积累和体制机制创新这几个方面。实施对外开放，能够通过促进分工的专业化、推动技术进步、加快人力资源积累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对外开放有助于促进分工的专业化

　　每个国家、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绝对优势，借助这一绝对优势，通过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就能够在交换中得到收益。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以所多易所鲜”，即用自己多的东西换少的东西，就体现了对专业化分工的理解。司马迁所谈的“货殖”，即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收益或增长。《淮南子·齐俗训》中更进一步提出，“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即用自己有的东西换没有的东西，用自己擅长制造的东西换不擅长制造的。这种经由“易”（也即交换）来获取贸易收益与经济发展的思想，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实现贸易收益，推动经济增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这种基于专业化分工获得的收益表述为“得自贸易的收益”。即，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优势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这样就能够使大家的福利得到改进。在亚当·斯密看来，实现“得自贸易的收益”的重要依托是市场规模。只要有更多的国家、企业、个人等博弈者不断进入市场，经由专业化分工和交换，“得自贸易的收益”就能够实现。因此，经济繁荣和就业扩大来自于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分工的深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40年对外开放可以被看作是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以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最大化自身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成功实践。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大力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创造国内统一市场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获得了非常大的收益。40年来，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并位居世界第一位。在当前一些国家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自由贸易来扩大市场规模，实现分工的深化进而扩展贸易领域，最终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外开放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动因之一，对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由此可见，技术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对分工的深化起着基础性作用。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谓非常直观地指明了技术进步对分工深化进而生产率提升的积极贡献。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技术进步常成为人们讨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作为探讨这一问题的代表人物，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创新，尤其是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创新。而引发技术进步的动因，既有市场行为主体为追求利润而从事的创新活动，也有他们学习或引进他人的先进技术和组织方式。

　　对外开放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既表现在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激发本国自主研发的潜能，也表现在通过充分吸引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实现技术的优化配置。中国对外开放的初衷之一，便是引进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严重缺乏资金、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为此，中国创办经济特区，并鼓励创建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特区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配以关税减免等优惠措施，吸引外商投资，进而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等，带动和促进了区域经济进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今时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愈益凸显，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更多地集中在科技领域。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因此，自主创新必须是开放环境下进行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来推动实现自主创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是新时代我国推进对外开放的应有之义。

　　对外开放有助于加快人力资本积累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这些论断深刻阐明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有数亿人是不识字的文盲。如今，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5年。在对外开放进程中，通过引进技术和管理人才、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知识的传播与分享，中国实现了人才素质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40年来，我国正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了财富创造能力，并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推动实现了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很多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为了培育增长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并强调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但当前高水平创新人才仍然不足，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匮乏，这成为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掣肘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资本、信息等在全球广泛流动，但本质上主导这种流动的力量是人才、是科技创新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培养更加依赖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加需要面向国际市场。中国人才战略的目标，就是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对外开放有助于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

　　体制机制的基本功能是明确界定财产权利，督促各行为主体尊重契约，保障政府和市场发挥各自功能。有效的体制机制既能够发挥激励作用，也能够帮助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稳定预期，进而降低交易成本。贸易与技术进步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其前提条件是存在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安排来保证贸易与技术进步的顺利实现。而且，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还有助于扩大“得自贸易的收益”和拓展“得自技术进步的收益”。

　　在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最为关键。界定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都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在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上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推进国内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推动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发展和完善上。接受并融入既定的国际规则体系不仅意味着自身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必须改革与既定国际规则体系格格不入并束缚自身发展的原有体制机制。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既是体制机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过程。在国内，与对外开放密切相关的经济体制改革涵盖农村经济、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价格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外贸体制等诸多领域。创办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一种涉及领域十分广泛的体制机制创新。在国际上，中国积极推动政策和规则的互联互通。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参加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与投资保护协定，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国际新机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大大降低了对外经济合作的成本。为了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一些国内的体制机制也面临新一轮的适应性调整和完善，对外开放的“倒逼”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总之，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强国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会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并将其作为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略。

　　（作者：张宇燕徐秀军，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