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企业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要让企业家精神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为企业家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就需要冲破传统文化的压制，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家稀缺的问题；完善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新本能；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的边界，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家才能错配的问题。

　　什么才是真正的创新

　　根据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的定义：发明不是创新，事实上发明很少能够成为创新，世界上大部分发明专利都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复制”“转让”“适应”都不是创新，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应用”；改头换面的“旧创意”更不是创新；引进外部技术也不是创新，它只是对“外部创新”的模仿；真正的创新是内生的、本土的创新。真正创新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新的创意、对资本与劳动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构思和生产新的产品，并最终完成生产和销售的过程。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即基于本土的内生性创新，经济增长一定是不可持续的。真正的创新，可以从东亚的增长、日本的增长两个方面来研究。东亚新兴经济体曾经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但是在经历了从起飞到中等收入的快速增长之后，便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分析，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缺乏内生的、本土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东亚新兴经济体在引进外部技术方面做得很成功，但是却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技术创新。这不仅是因为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而且关键在于没有企业家。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日本。日本在引进技术方面比东亚新兴经济体做得更好，而且在很多技术领域可以达到高仿的水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越来越多。但是，同样是因为企业家的稀缺，导致整个日本社会缺乏把科学领域中的发明创造转化成为本土创新的能力。结果，尽管日本的研发效率（即单位研发投入带来的专利申请数）已经名列世界前茅，甚至超过美国，但由于没有企业家的介入，终使大量的发明与技术专利成为废纸一张。

　　为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家来实现

　　第一，具有使命感与责任感。如果说投资者（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所追逐的是利润，那么企业家所追求的首先不是利润，当然这并不是说利润不重要，因为没有利润，企业的经营就将不可持续，创新也就无从谈起。企业家在很多情况下看重的不是利润，而是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那就是通过投资造就一家伟大的企业。况且，创新通常都不是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而是风险最大化的行为。美国人福特是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他冒险创办福特汽车公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把美国从一个马背上的国家变成一个安放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以促成美国社会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伟大转型。为了促成这样的转变，他通过技术创新（装配流水线）和制度创新（员工分红计划）、提高生产率实现了以下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目标：最低的产品价格和最高的员工工资，从而使得美国的产业工人只需要几个月的工资收入就可以购买一辆福特汽车。

　　第二，敢于承担风险。资本家为了利润而去冒险，企业家则是为了创新而去冒险。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两种风险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追逐利润的风险源于投资者的无知或不确定性，创新所面临的风险则是一个概率事件，因此创新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投资风险和创新风险的以上区别清楚地告诉我们，资本家或者投资者通常都是风险厌恶者，而企业家则属于风险偏好者。正因为如此，企业家要比资本家或者投资者更加具有创新精神。

　　第三，拥有足够的知识。企业首先是一个要素的集合，企业综合了资本家或投资者提供的资本、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土地所有者提供的土地，以及经历革命后诞生的企业家所带来的知识。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具备完成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特别是与创新相关的全面知识。从动态的角度来讲，企业产品的复杂程度越高，对企业家的知识要求就越高，创新的难度越高，对企业家的知识要求也越高。就像美国跨学科理论学家塞萨尔·伊达尔戈在《增长的本质》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经济増长的本质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是知识与信息的积累，这种积累充分体现在产品的复杂程度上。一般来说，越是复杂的产品，其生产与使用过程中所使用的知识和信息就越复杂，从而对企业家的知识要求也就越高。创新可以是创办一家新的企业，创新也可以是大企业内部适应变革的种种组织、业务和技术的创新，创新还可以是熊彼特所说的“毁灭性创造”。因此，创新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还需要知识，以及在强大的知识力量基础之上才能产生的想象力。为了具备这样的知识体系，企业家不仅需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还需要掌握系统的商科知识，并善于运用这两方面的知识，形成企业家所独有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

　　如何为企业家营造创新环境

　　冲破传统文化的压制，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家稀缺的问题。古今中外，凡是基于传统农耕文明的文化，基本上都是鄙视商业活动的。人们从直觉出发，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创造真实财富的，而对促成人们交换的商业活动则给予很低的评价，通常都把它们定义为投机获利的不道德行为。另外，商业交换产生的个人权利是对政治权利的一种挑战，那些依靠政治权力即可获得社会财富的政治精英一定会刻意贬低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把生产率低下造成的贫困归咎于商业活动，把滥用公权造成的贫富差距归咎于商人的交易行为，从而对各种正当的商业活动加以限制，对商人、也就是最初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那些人，从道德上加以贬低。我们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就必须破除农耕社会的旧道德，改变农耕文明遗留下来的那种显然具有“官本位”性质的社会阶层排序，让企业家成为受人尊重的社会精英。

　　完善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新本能。当今世界大致有以下几种富人：以革命性创新而富有的人，他们的名字与历史上的重大技术创新相关；大公司的高收入经理人，他们与历史上重大创新无关，但其领导的企业能够不断地开发新产品；从事金融投资的“大人物”，他们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造就了伟大的企业家；各种明星人物，他们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因为他们满足了大众精神消费的某种需求。很显然，在以上排名中，名列榜首的通常都是企业家。为什么企业家会名列世界富人榜首，因为他们承担了技术创新的风险，因为他们通过技术创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或者生活方式，他们通过真实财富的创造增进了全人类的福利。企业家就像奥林匹克竞赛中的金牌得奖者一样，是市场经济竞赛中的金牌得奖者，理应获得最高级别的经济奖赏。

　　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的边界，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家才能错配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企业家虽有数量多少的区别，但任何国家都不缺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企业家才能如何配置。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企业家既可以将其才能用于研发等生产性活动而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也可以用于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而导致普遍性的社会腐败。导致企业家才能从投向研发转向寻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与企业的边界界定不清，以及由此带来的较高的制度交易成本。政府与企业的边界界定不清，企业的活动空间就会受到压制，企业的行为就会受到过多的行政管制，从而会产生很高的制度交易成本，其中最为典型的制度交易成本就是市场能否自由准入、市场能否公平竞争。政府的职能原本是为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和所有权的保护，但是一旦政府将其职能扩张到对于市场准入的审批，或者通过产业政策为参与市场竞争的特定企业提供补贴等支持的时候，那么企业家就会把过多的才能与资源用于谋求政府支持和补贴的寻租活动，而不是研发和技术创新。所以，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就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创建一个能够让企业家充分发挥其创新才能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换句话来说，要想让企业家走上创新的道路，就要有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

　　（作者华 民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