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1人类命运将走向何方？中国该如何与世界相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立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野，摒弃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深刻洞察世界和平、合作、共赢的发展大势，顺应人类社会互联互通、共生共存程度空前加深的潮流，勇于担当大国使命和责任，提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藩篱的全球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致力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期冀为解决世界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一、对“世界怎么啦”的深切回应

　　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一定程度上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即是对现实的回应和关照，是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形势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中国方案。

　　（一）世界格局深刻变化：呼唤治理体系变革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利益密切交融、命运休戚相关、高度共生共存的整体。同时，人类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3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尚存，发展鸿沟日益突出，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威胁持续蔓延，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这些都对全球秩序和人类生存造成了严峻挑战。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世界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人类的面前。日益联系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命运将何去何从？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领袖，习近平不仅提出了“时代之问”，而且也给出了“中国答案”。“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4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初步赢得世界认同。

　　（二）中国影响日益增强：申明担当大国责任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对世界的外溢影响扩大。随着正确义利观的提出、亚洲新安全观的问世、“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付诸实施、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正式运行等，国际舞台频频展现中国身影。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充满期待又心怀疑虑。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散播“中国威胁论”、“中国搭便车论”、“中国灭亡论”等论调，肆意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为了回答国际社会关于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深层追问，有必要讲好中国故事。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这一纲领性文件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8个明确”和“14条基本方略”之一，并对其作出专门阐述。五年多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次出现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已然成为“习式外交”的高频词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正在由一个地区性发展中大国稳步迈向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5，正面破解了国际社会关于“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疑虑，是在现代人类命运同时面临挑战与机遇、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正在进行战略选择的关键时代坐标上，为更好地解决人类面临的世界难题提出的一条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新道路。

　　（三）政党作用不容小觑：锁定重要抓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实现，需要汇聚全世界的智慧和力量，包括政府、政党、社会组织、公民等。人类自近代开始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政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组织和主导力量，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政党的作用和影响已不局限在一国范围，而是对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体系与秩序的构建和重塑，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6不同于国家之间基于主权和利益考量而建立起来的交往关系，政党交往更多关注彼此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具体国家的利益分歧而进行交往。因此，发挥政党的引领作用、凝聚不同国家政党的共识和力量，可以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站在全人类角度关注和助力全球治理的担当与情怀。十九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1月底发起首场主场外交活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将“政党”作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抓手，通过增进不同国家政党交流互信，探索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涵盖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人类历史共同文明的深沉积淀，又是它的新的突破和爆发，是新的人类文明到来的曙光和前奏。7这一思想融通中外，连接古今。其中，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其思想底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文化基因；世界历史经验教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实践为其提供现实基础。

　　（一）思想底色——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可以追溯至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马克思虽不曾对“共同体”的内涵进行明确界定，但不乏对这一观念的阐述。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本质上就是关于人的学说，回答的是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实现解放、自由和发展。8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9马克思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梳理了“共同体”的发展形态，包括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

　　早期以血缘、家庭、语言等为基础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诸如家庭、氏族、部落、原始公社等，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发展是受限制的、片面的、不自由的。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使得“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10事实上，这种共同体不过是由货币、资本来运转的“抽象共同体”和以国家、阶级等形式存在的“虚幻共同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1资本主义所鼓吹的自由、民主、平等、仁爱等不过是虚幻的口号而已，背后是资本在统摄着一切，其在行剥削劳动者和掠夺财富之实。马克思深刻揭示出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下人生存状态的不自由和生活状态的悲惨性。由此，为了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呼唤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即每个人的自由以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暗含共同利益的至上性，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藩篱的共生性社会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价值旨归上具有契合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站在人的“类”思维角度，超越物种思维的封闭性、片面性和孤立性，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藩篱，以人类文明未来走向和全人类共同命运为终极关怀，谋求建立一个共生、共享和共赢的世界。它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的逻辑延展。

　　（二）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和”文化

　　“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范畴之一。“和”的本意是乐器演奏音乐的和谐，后引申出仁爱、和睦、共享等意。指同一事物内部各要素间或不同事物在一定结构内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形成多样性形态的统一。“和”思想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之中，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和”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之道，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生命之道。13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上指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也昭示着“和”的价值理念，蕴含着“天人合一”宇宙观、“天下为公”政治观、“和而不同”社会观等重要价值观念，14是传统“和”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性发展。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根本立场和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精华。道家、儒家等各学派均有自己的“天人观”。《周易》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指出“天人合一”等。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15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整体性思维来考量人与自然关系、整个人类命运走向均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

　　“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描绘出中国人民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愿景。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有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见，中国自古推崇“协和万邦”、“兼济天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共享共赢”的胸襟和格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期望打造的平等相待、互商互量的“共享、共荣、共建、共赢”的世界愿景殊途共归。

　　“和而不同” 《三国志?夏侯玄传》有云“和美之羹，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可见中国人自古就深谙“和而不同”之道，即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多样性的统一。“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1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昭示出尊重彼此差异，交流互鉴的交往观。

　　（三）现实基础——对世界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实践的升华

　　对世界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扩展，整个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西方的现代化本质上是由资本主导和驱使的，资本通过剥削本国劳动者和进行殖民扩张而实现价值增值。资本增值过程必然伴随着广大被压迫民众的反抗资本统治的共产主义运动。纵观世界历史，20世纪人类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二战以后，广大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经过不懈的斗争，才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了政治独立。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终将会被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具有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在 21世纪的新发展。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警示世界人们要抛弃旧的零和博弈思维，探索建立新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经验的升华。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实践经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奉行和平外交理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提出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求同存异”方针，为解决包括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在内的所有国际矛盾和争端提供了和平的政策和指导，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维护国际安全的共同原则。17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扩大其运用的范围，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处理内政问题上，不仅和平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还通过“搁置争议”的办法缓解了与邻国的领土主权争端，为我国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营造了和平的环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并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合作。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一系列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新安全观基础上提出“和谐世界”理念。这些外交政策和战略都彰显出中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外交理念，这种理念既为我国国内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也为世界和平作出一定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的继承和创新，表明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与世界人民一同致力于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三、中国方案的高超智慧和治理良方

　　（一）中国贡献给人类世界的全球治理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人类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现实社会治理、未来社会模型等思想的继承与创新。这一思想之所以能够被世界广泛认同，源于国际社会的共生性、人类实践的共通性、共同价值的共识性、命运利益的共融性。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主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际社会体现出共生态势。进入信息社会以后，人类实践的共通性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民族可以游离于世界之外，单一国家的命运日益叠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社会中，世界各国遵循价值共识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性基础，众多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组织的建立，无一不是基于共同利益与目标而达成的共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当代世界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不确定性”给人类提供了多重选择，具有机遇和挑战双重属性，考验着人类的治理智慧。认真分析这些“不确定性”，趋利避害，做出理性选择，是非常有必要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在现代人类命运同时面临挑战与机遇、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正在进行战略选择的关键时代坐标上，为更好地解决人类面临的时代难题、更有效地利用时代发展的利好条件下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的。当2016年 “黑天鹅”事件频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经济全球化面临阻力之时，中国选择的是继续支持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走“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新型经济全球化之路，“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原则在2017年9月中旬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中首次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当世界治理秩序出现混乱，重组的诉求不断发声之时，中国并没有选择颠覆现有秩序另起炉灶的道路，而是选择与世界人民一道改造和完善现有秩序，用小的成本为人类赢得大的收益。因此，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复杂变化中的世界经济提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破解当前“逆全球化”困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建立全球新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合作共赢新秩序的建立贡献了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让中国理论重新站立世界道义制高点。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打破了数百年来被西方奉为圭臬的国强必霸、以邻为壑的丛林法则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这一思想为人类发展指出了一条共赢共享的新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是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性超越，是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性超越。”18习近平说“只有引领时代才能走向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将在世界发展史上占据引领地位，也必将让中国真正走向世界。

　　（二）为国内治理提供指导

　　习近平在重要外交场合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同时，也在国内多次提到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5年习近平会见时任国民党主席时，就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提出五点主张。

　　“命运共同体”是“为中国谋”。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能延续战略机遇期，才能安心谋发展图富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好，中国才会好。“命运共同体”也是“为世界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会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价值

　　（一）弥合认识分歧，推进社会共识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以及中国外交方针的转变，尤其是中国承担国际任务增多、对亚非拉贫困地区援助数量扩大、与周边国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和平态度，在社会各界引起很大反响，由于认识水平和理解程度差异，赞同者很多，质疑者也不少。通过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入学习和理性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宽广眼界、超前意识、责任担当、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能够增强现实说服力，提高社会认同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工作的实质性推进。

　　（二）抢占世界道义制高点，提升我国国际形象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科技文化的优势获得话语霸权，把西方的价值观打扮成普世价值，用所谓“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美丽辞藻欺骗世界，挥舞着“人权”、“宪政”的大棒，力图打压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运用“至高道义”的形象掩盖他们损人利己的实质。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真正站在全人类整体的、共同的利益角度，既与马克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著名论断一脉相承，又针对现实世界的不公正不平等的种种弊端，是“中国方案”解决世界难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学习和宣传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助于增强世界认同，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争取更大范围的同盟军和共筑共建者。

　　（三）丰富爱国主义理论内涵，增强青年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感

　　维护国家全局、长远和根本的利益，是爱国主义理论的主旨和核心。从国际维度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化争夺为共赢，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它是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扭转“国强必霸”逻辑的世界观表达，更是爱国主义的扩展和深化，是新形势下爱国主义的增量发展。从国家维度看，学习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助于人们克服地域、民族和个体的狭隘性，促进共同体成员同心同德振兴国家。这与爱国主义在内容、目标和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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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超越.光明日报.2017-09-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专项任务项目（17JFZX059）《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卢黎歌 吴凯丽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