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判断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依据，是看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是否有利于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利用好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雄厚基础，落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把握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将长期存在。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洞察世情国情的变化，深入把握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正确认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制定科学的战略目标、采取科学的战略举措提供了科学指导。

　　澄清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模糊认识

　　所谓“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是指由一国内外部各种因素综合形成的、能为该国提供实现某一特定战略目标所必需的重大机遇，并对该国发展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判断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依据，是看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是否有利于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发展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不仅没有结束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且为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更高发展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对我国是否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比如，有观点把过去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和环境等同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条件和环境，以致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这种观点错误地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意味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消失，而没有看到发展阶段的演进和发展目标的升级必然要以发展条件和环境变化为前提。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支撑传统粗放式高速增长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变化，我国的低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另一方面，告别粗放式增长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已经具备，不仅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而且具备了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更好基础，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为有利。应当看到，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变化，在大国发展的历史上是常见现象。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

　　又如，一些人没有正确理解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然也就无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战略空间和战略机遇。他们没有认识到危和机可以互相转化，只盯着世界变局中的危而忧心忡忡。其实，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危和机是一对同生并存、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克服了危即是机。对我国来说，只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抓住和用好机遇，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积极创造机遇，就能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

　　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坚实基础和新的内涵

　　综合来看，我国发展之所以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为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雄厚基础，是因为党中央顺应时代潮流作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使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信心和能力。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天，雄厚的物质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本、广阔的市场空间、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全方位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探索出决策效率高、社会动员能力强、资源配置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突出制度优势，为我国发展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作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这一战略安排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有利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延长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新时代的发展成就不仅证明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客观存在，而且彰显了重要战略机遇的新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加强技术创新和新动能培育，努力更新经济发展动力系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等。这些都为我国发展赢得了新空间和新机遇，使重要战略机遇具有了新的内涵，主要是：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机遇——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快于一般工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机遇——科技创新快速推进，专利申请量连续数年位居世界第一；深化改革开放的机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财税金融、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得到激发；加快绿色发展的机遇——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逐步健全，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机遇——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大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将长期存在

　　深刻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科学认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这一大变局，当前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难逆，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变革，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仍占优势地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而道远。二是全球不平等问题和一些国家内部不平等问题激化，导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要合作还是要对立，要开放还是要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要以邻为壑，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三是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快速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期。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总体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变了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但更主要的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战略空间和战略机遇。

　　虽然一些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导致我国外需增长放缓，但也带来倒逼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但中国成功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正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积极变化，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逐步提高，世界和平的基础更为坚实稳固。

　　虽然全球科技创新速度有所回落，但中国创新发展的脚步正在加快，特别是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中国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创新人力资源，可以通过“干中学”更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新技术创新浪潮中实现弯道超车甚至变道超车。

　　中国稳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这使中国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从而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空间。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中国积极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版图变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达到3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1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得到提升。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正在得到提升，完善全球治理离不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作者刘元春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