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当今中国不但在世界上把社会主义旗帜举住了、举稳了，还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崭新阶段，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历史和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期邀请三位国家高端智库专家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展开阐述，帮助广大读者更加充分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人均与我国GDP相近或超过我们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多会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一种现象，那就是在大城市周边出现贫民窟。这些贫民窟产生的原因很复杂，各国情况也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因都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当中，出现了大批已经进城、却未能在工业和服务业中获得稳定就业的无地农民或失地农民。有些国家早年进行过土地私有化运动，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私有土地，但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当这些农民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只能通过土地抵押贷款，以解燃眉之急。一旦无力偿还贷款，土地就会被银行等金融机构收走。加上土地兼并等因素，部分小农逐步失去土地。与此同时，城市工业化进程促使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但在工业化还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工业并不具备在短时间内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时，很多进城农民无法及时找到工作，或因经济波动而失去了工作，他们难以承担高昂的房租等生活成本，被迫在城外以非正式形式居住下来、聚集起来，从而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贫民窟。

　　反观我国，在过去40余年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城打工，却并没有出现上述现象。尽管我国城市里也存在一些城中村、城边村，但都是比较正规、符合基本建造标准的房屋，或是后来农民自建的大批新楼房，是具备水、电等基本居住条件的居住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对比？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使得我国农民一直拥有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保障。

　　我国农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农村土地相互关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步入了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发生改变，允许和鼓励农民进城，他们在工业和服务业中获得新的就业机会，于是形成了大批农民工进城的现象。我国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长年保持在2.5亿～3亿左右。之所以没有产生贫民窟，是因为这些进城农民在家乡依然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承包田和宅基地，这是与彻底失去土地很不一样的生存状态。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获得与城市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他们所享有的公共服务仍然和农村的土地关联在一起，比如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基础保障，因此出现了各种情况，比如“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早退”等问题。但是我国农民工和其他国家居住在贫民窟的失地农民的根本性差别在于，他们仍然拥有一份建立在承包地和宅基地基础上的社会保障，拥有在农村可以获得的多种公共服务。这就使得进城的农民，无论是住在工厂宿舍、城中村或城边村，还是住在其他租赁房里，他们始终是因为有工作才生活在城市里的一批人，而不是无工作被迫滞留的一批人；他们始终有基本的社会保障，而不是彻底失去了风险防范能力。

　　这固然与我国户籍制度有关，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国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不会失去社会保障，也就不具备产生贫民窟的社会基础。我国的土地制度延续了集体经济土地制度，一家一户的农民可以承包土地，有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可以通过这块土地进行经营和生产，但是不能将土地所有权出售。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制度也保障了我国农民永远不会完全失去土地。这种特殊的土地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可见，我国土地与农民的社会保障密不可分，当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可以全面支撑农民保障的其他社会保障体系时，就不能过早地取消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功能。这不仅关系土地利用效率，更关涉农民基本权益。

　　双重社保体系的不断完善给农民提供了新的保障

　　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还在继续推进，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情况也在发生各种变化，我国各种制度还在继续改革，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不断丰富的双重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渐补充单一以土地为基础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村，一方面，土地确权继续夯实了农民的权益和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展开了农村土地确权工作，提出加快农村土地征收改革、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有助于集约化、规模化利用土地，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并在农民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的活力和积极性。土地流转给有资金有技术的企业或个人，让农户成为土地保障的最大受益者，还解决了大量农民工在务工的同时牵挂家中“一亩三分地”的困扰。另一方面，以“新农合、新农保”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正逐步建立。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制度覆盖人群和内容都有所扩大，确定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建立了政府组织和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多方筹资的大病统筹为主、农民医疗互助共济的“新农合制度”；建立了以农民为参保主体的新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新农保”制度。

　　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鼓励城市政府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包括在子女教育、就业服务、法律咨询、养老保险、公共卫生等方面享受与市民相同或相近的福利待遇，这也就保障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这部分农业劳动力可以在城里长期居住，在工业和服务业安心就业，这样农民工就又获得了一些城市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获得了双重保障，既拥有原来附着在土地上的各种社会保障和以“新农合、新农保”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障，又获得了城里不断有所增进的城市社会保障。

　　随着新型城市化的开展，城市给进城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保障正在逐渐融合，必然使得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能够平稳发展，也使得新旧体制的转换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得以平稳地实现。

　　（作者：樊纲，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符合国情 富有效率 具有明显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并善于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又以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复制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并不成功，甚至适得其反。这充分证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富有效率的，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政治制度具有优越性

　　与西方资产阶级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不同，中国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要特点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等，这是人类历史上重大政治制度创新。

　　正如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当时生产力发展扫清了障碍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巨变的根本原因，其优越性主要表现在：既保证有广泛民主参与，又有高效决策，有利于激发发展活力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与西方国家存在的人走政息、决策短视、党派相互攻击甚至拆台等现象存在明显反差。特别是在应对风险挑战甚至危机方面，这一制度具有明显优势。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最重要核心力量。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勇向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有优越性

　　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基础上，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创造性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提出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观点。这一体制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又冲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所有制教条，走出了公有制和私有制水火不相容的思想樊篱，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发展。

　　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充分利用了市场经济的长项，又避免了“市场失灵”和市场经济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问题。既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作用，贯彻国家意志，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又充分发挥和调动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的优势。与此同时，我们坚持土地、能源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中国有力推动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事实证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完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并用，与西方经济体单一的“看不见的手”相比，更为有效。

　　各方面体制机制具有优越性

　　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前提下，我们党大力推进各方面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宝贵经验。

　　在分配制度方面，我们党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福利社会”，既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按劳分配的思想，又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庸俗社会主义学者三位一体的要素分配理论存在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动员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与西方国家发展观具有本质区别。实践证明，这种分配制度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是适应的，它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激励功能，有效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

　　在宏观调控方面，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主要强调熨平波动的宏观调控理论，我国宏观调控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既着眼当前又兼顾长远，既追求合理速度又注重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既重视需求调控，又重视供给调控，明确提出要在坚持适度扩大内需的同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市场供求关系，促进供需动态平衡，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提高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在具体调控手段上，创新性提出实行区间调控，加强定向调控，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预见性。

　　在对外开放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伴随着殖民掠夺、侵略战争等不同，中国坚定不移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道路，把构建和平稳定、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推进、取得成功的必要外部条件，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此作为我们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向合理、公平方向发展的理性选择。这种开放发展理念得到世界普遍认同。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我们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顶层设计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优先任务，通过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制度机制创新。这是对传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此外，在科技创新、区域发展、共享发展等方面也有许多重大体制机制创新。

　　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宝贵经验，借鉴人类社会发展优秀成果，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体系，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旺盛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仍处在形成和完善之中，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作者：王昌林，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得住 行得远

　　中国道路：历史底蕴无比深厚、时代舞台无比广阔、前进定力无比强大

　　中国道路鲜明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丰富了国家治理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模式，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和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中国道路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因为团结带领人民走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和平发展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破除阻、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就是因为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现在又经历着西方势力主导的在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的重重施压，但我们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确保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民族团结，不仅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而且正在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历史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中国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必须清醒看到，当今时代仍然处于马克思所判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大力量、两种前途命运互相角逐和博弈的历史大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仍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在军事科技、经济贸易、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在经济领域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文化领域抢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相比而言，中国道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对发展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作出独特贡献：我们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信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中国道路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的政治定力，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拦路虎、绊脚石，但邓小平同志早就坚定指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我们党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带领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在全世界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中国制度：为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加广泛深远影响

　　中国制度鲜明回答了“发展中国家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怎样走好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课题，为“两种制度”的“两种命运”提供了生动对比和鲜活案例，“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发展完善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其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为新时期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进入新时代，为进一步筑牢改革基石、激发发展活力，我们党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构建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在新时代“四个伟大”实践中，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在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的历史创造中，进一步为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中国制度是具有社会主义先天优势、中国特色比较优势的制度模式。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成果，有力地回答了能否在以及如何在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归宿，为处于两种制度迷津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丰富发展人类制度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另一方面，相比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独特优势。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过程，既无可供延续套用的制度母版、模板，也没有对其他国家的制度模式再版、翻版，但却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为如何更好地治国理政和全球治理积累了丰富经验，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不断前进。

　　中国制度正在不断汇聚优势增量，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各方面制度越来越呈现出无效衰败迹象：政治问题议而不决、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治理低效混乱等。与之相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以举世瞩目的治理效果和发展成就，谱写着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光辉篇章。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将目光投向中国，试图解读中国经济稳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背后的制度密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赢得比资本主义更广泛的制度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成熟定型，我们的制度能够越来越多地汇聚优势增量、越来越多地释放制度活力，不仅能够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障，还能够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蓝图

　　中国方案鲜明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样的世界”的重大问题，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理念，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创新实践，为参与全球治理、打造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是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全新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方案植根于“四个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的全新方案，为世界上那些希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与西方模式全然不同的视角、理念和主张。中国方案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旧思维旧秩序全然不同，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意愿。

　　中国方案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崇高目标，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它在政治领域倡导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安全领域倡导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经济领域倡导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领域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生态领域，倡导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中国方案为世界共同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国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与此同时，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国强必争、国强必霸”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还在蠢蠢欲动。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迫切愿望和不懈追求。纵观当今世界的各种国际治理主张，中国方案和中国行动最契合这一愿望。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把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作为重要路径，把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创新实践平台，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为重要行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拥有发言权和话语权，越来越多的中国倡议正在上升为国际共识，越来越多的中国主张正在汇聚成国际行动，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正在启迪人类前进方向，全球治理体系也越来越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作者：王灵桂，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