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西方坚守霸权逻辑，而中国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答案”，在和平共处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这不仅是我国对世界未来发展问题的回答与承诺，也是马克思主义和平共处思想对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了新阶段。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既是“世界之问”，也是“中国之问”。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将全世界裹挟在一起，独善其身几无可能。对此，东西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西方坚守强权政治和霸权逻辑，而中国主张和平共处，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成为新时代解决人类发展危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作出了推动人类进步的“中国贡献”。

　　西方霸权逻辑、零和博弈思维早已过时

　　西方资本主义对于人类发展命运的回答不外乎“西方中心”和“国强必霸”的逻辑。前者表现为一种以西方为中心、其余部分为外围或边缘的所谓“核心—外围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世界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后者自诩解释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规律，认为谁也逃脱不了这一陷阱，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二战后，美国确立了令世界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优势地位，经济、军事、政治、外交以及文化等多个方面都占据着霸主地位，并借此大肆推行霸权主义，不断地向其他国家与人民推销其制度模式和文化。西方世界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包装为“普世价值”，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等模式化进而向全球推广，无视世界多样性的客观事实，强迫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人民遵循西方模式。他们强烈批评集体主义、公有制与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认为集体主义将理性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社会主义必然导致集权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但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西方中心的地位不断衰落，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在全球政治影响力、经济地位甚至军事垄断地位相较之前明显遭到削弱。西方世界中心地位的衰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兴起，特别是中国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西方社会更是坐卧不安，不断炮制新词，大肆鼓吹林林总总的“中国威胁论”，断言中国也跨不过“国强必霸”的陷阱。然而，随着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的不断深入，零和博弈的思维已经严重阻碍了世界的向前发展，合作共赢才是应对全球危机和挑战的最佳方式。

　　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发展命运的回答在与时俱进

　　不同于西方国际社会将战争和冲突的原因归结于人性本恶或缺乏有效制度等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私有制与阶级的存在才是战争的真正根源。马克思认为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统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因占有与分配方式的矛盾而引起的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就鼓动战争，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欧洲列强间的非正义战争，鼓励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消灭战争，实现和平。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各国的无产阶级针对各国的不同形势，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积蓄力量，而不是进行无谓的战斗。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国际性事业，无产阶级的利益离不开全人类的利益。只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才能消灭私有制与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权力才能实现世界和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相比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列宁首次面对并要解决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何与资本主义列强“共处”以求得发展的紧迫问题。列宁根据国际时局的变化以及苏维埃俄国发展的需要，开创性地提出了两制国家“和平共处”的策略。他指出，在世界市场扩张的需求下进行经济领域的合作仍是可以接受的，苏维埃俄国需要尽力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双方暂时的“均势”也为和平共处创造了条件。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分歧，而和平共处又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要条件。新中国在全面分析和综合研判全球局势后，作出以和平共处为指导发展对外关系，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重要外交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作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政府顺应时代的潮流，制定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以意识形态差别定亲疏的对外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同时我们在理念上不断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的中国智慧和方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过去几个世纪的发展主导者，也是最大利益既得者。资本逐利的内在基因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资本主导的必然性。利益驱使资本主义在全球不断地扩张，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性难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就要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深刻变革，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西方认为国际体系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矛盾关系，遵循国家理性、自私的哲学，是“零和博弈”的关系。然而，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日益加大，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恐怖主义、环境危机、网络安全等新型全球性威胁不断出现并波及世界各地。各国希望和平共处的愿望面临挑战，因此，国际社会急切需要树立一个发展的共同目标。为此，中国提出“人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这就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

　　在全球化时代，和平已经不单单指的是国家与国家间的无战事状态，而是大家共同合作谋求发展，形成“命运共同体”，长久持续地维持和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思考，要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强调：“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面对世界承诺“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这也是关于中国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如何避免“国强必霸”逻辑的答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中国方案为迷茫的世界指明了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盼发展的需要，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放缓，保守势头不断增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描绘了新蓝图，它超越了西方模式，破除了零和博弈思维的桎梏，开辟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连同“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等话语被多次写入联合国的决议，成为国际社会的“热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是新时期我国外交理念的升华。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新时代，新征程，对于世界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充满自信。

　　（作者刘从德 孟冰寒分别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