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以春运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人口流动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迅速传播的成因之一，人口流动已成为人们谈论疫情防控的热议话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人口大规模流动已成常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末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1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7.27%。人口流动对于从宏观上调剂人力资源、提升城市人口素质、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是城市引进人才和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国人口流动长期以来也存在着流动规模过大、盲目流动和低效益流动等问题，并具有暂时性、季节性、反复性的特点，表现为流动人口长期在城乡之间进行钟摆式流动。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大城市具有资源聚集效应，而且人口的聚集会产生更多的创新与思想，所以人口流动会自然地形成两极分化，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这是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和世界人口发展的规律，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城市人口占比由1970年的36.6%，提高到了2018年的55.3%，预计2030年将达到60.4%。1970年全球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千万级别人口的城市仅有3座（见表1）。2018年，随着人均GDP增长到1.12万美元，千万级别人口的城市增加到了33座。实际上，从1970年开始，全球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一直在增加，全球50万以下人口的城市一直在减少。

　　数据来源：联合国网站《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2018》

　　当前，全球巨量的人口流动造成疫情大面积传播，不应被忽视。疫情尚未结束，中国无数人已经返程，复工复产正在进行，复学还有待推进。这些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思考，成为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思考之一：关注人口流动中的“民工流”——减少平均流动距离，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从数量上看，“民工流”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而外出农民工是“民工流”的主体。2018年末我国外出农民工1.73亿人，约占全国流动人口总数的72%。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级城市群中，一线城市吸纳的民工多数是跨省流动的外出农民工，即使在一些二线城市，多数流动人口也来自本省之外。而大部分除上述三个城市群外的省会和中心城市的民工主要来自本省，跨省流入的相对较少。

　　民工流动距离远，不是好现象。“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流入地距离户籍所在地较远，两地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使流入者往往对流入地缺少全面了解，流动带有盲目性，流入者对不利的一面缺乏思想准备，由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的差异带来水土不服，形成顺利融入流入地的思想障碍，而融入、认同和归属是良性人口流动的必要条件，不仅关系着流入者在流入地能否安居乐业，而且对于流入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就近流动的民工有天然的优势，他们熟悉流入地的方言和文化习俗，容易与流入地的群众打成一片，地理上的便利使他们有可能充分利用家乡固有的人脉和社会网络，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形成长期稳定的工作意愿。他们在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近距离往返，来去方便自由，交流自如，社会融入感较强，既解决了流入地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又使流出地的人口结构失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有利于赡养“留守老人”、照顾和教育“留守儿童”，也有利于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举家迁移到就近的城镇生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在民工的流动中，要特别注意中西部国家重点工程的用工，避免出现“民工荒”。地方地府要使用行政手段保证工程邻近地区，特别是受益地区民工的数量与质量。用工单位在提高这些民工劳动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的同时，要提高人性化管理的人文水平，在重点工程中呈现“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和谐氛围。

　　关注“民工流”，也要注意到仍有相当数量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反映在劳动收入、安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认同等多方面，全社会应当予以关注。一是在劳动收入方面，必须坚持同工同酬，注意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福利待遇。不能随意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加班必须得到合理的报酬，不得制造借口强制农民工超过身体极限加班。二是在安全卫生方面，要按安全监管部门的规定保证必要的劳动安全条件，改善工作场所的卫生条件，注意防治职业病。三是在社会保险方面，要切实落实关于农民工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尤其要关注农民工最关心的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四是在社会认同方面，要平等待人，尊重和善待农民工群体，保证农民工的人身权利，杜绝对农民工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尽量给农民工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和从事工作的技术含量。

　　思考之二：关注人口流动中的“知识流”——搞好户籍改革和积分落户

　　人口流动中的“知识流”是指各类专门人才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流动。与“民工流”相比，这些人更关注户籍改革和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

　　春节前后全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由两个以单向为主的流动组成：春节前由大城市流回全国各地和春节后由全国各地流向大城市。形成上述大规模流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户籍制度，就业机会在城市，而基本的公共服务却在户籍所在地，这种分离增加了公共服务成本，降低了社会治理效率，衍生出城市管理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考验着城市管理能力。户籍制度是中国人口自由流动的最大障碍，其深刻影响着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实现。

　　近几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已出台的户籍改革政策普遍降低落户门槛，总的态势是：全面开放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和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上述政策的实施，减少了流动人口中“知识流”的数量。部分各类专门人才落户到符合意愿的城市，就业满意且稳定，妥善地解决了劳动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随迁父母养老、随迁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

　　在目前人口流动中的“知识流”里，相当一部分人在年龄、学历、知识和实际能力上具有优势，他们渴望在大城市资源聚集效应导致的创新局面中实现自我价值，东部三大城市群对他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东部三大城市群是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发达的产业集群和与之相应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医疗机构、金融机构和商业布局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京津冀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城市集聚区，也是国家重要的科技创新来源地和先导产业密集区；长三角地区形成了区域内部专业化分工和协同发展的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以及纺织服装五大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珠三角的粤港澳大湾区依托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科研资源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逐渐形成了一批产业链条完善、辐射带动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具有举世瞩目的发展前景。上述三大城市群中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执行的积分落户政策在吸引各类专门人才方面已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积分落户使具有知识的“城漂族”有了盼头和努力方向。建议未来一段时期的积分落户政策向以下三类人员倾斜：一是城市急需人才。城市人力资源主管部门要深入实际，认真研究各行业专门人才现有状况和供给与需求状况，分析和测算短缺程度，确定急需人才的行业，给出这些行业引进人才的具体标准。二是拔尖人才。对拔尖人才的引进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城市人力资源主管门要善于发现拔尖人才，也要充分倾听相关专家和行业的意见，做到公开、公正和透明。三是高技术工人。调研表明，我国劳动市场高技术工人严重不足，高技术工人短缺已成为不少企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发展的燃眉之急。流动人口确有高技术工人，他们不一定都受过正式的高等教育，但是往往相当有经验且博学，具有质量意识和协作精神，在工人群体中有威信，应当不唯学历，将流动人口中的高技术工人列入“知识流”，关心这部分人的积分落户。

　　思考之三：关注流动人口中的“学生流”——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状况

　　持续三十多年的春运，已经成为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运与学校寒假在时间上近似一致，201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规模大约有3800万人，“学生流”和“民工流”“知识流”以及“探亲流”叠加，增加了交通部门的压力。“学生流”与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不平衡紧密相关，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与区域经济格局有很大的相似度，这导致寒假前与寒假后“学生流”的流向和春节前与春节后“民工流”的流向大体一致。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加大了区域经济和区域人力资源发展的不均衡，进一步强化了人才向发达区域流动的格局，易于形成阶层流动固化，造成社会不公平，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禀赋差异较大，如果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比较均衡，高中生在报考志愿时可能选择家乡附近的大学入学，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学生流”，又能降低学生的教育成本。因此，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促进高等教育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要向中西部高等院校倾斜。中央部属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大学应立足自身特色专业和重点学科，面向全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争做国际学术前沿并行者乃至领跑者。普通院校和地方院校积极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立足地方，服务当地民众和企业。

　　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水平的政策，例如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设立向中西部倾斜的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和东部高校对口帮助西部高校等，但是短期内难以扭转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人口流动中的“学生流”只能逐步减弱。为了减弱春运的“学生流”，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如下建议：一是教育主管部门和交通主管部门要通过合作，做好协调并且统筹规划，同一地理区域的高等学校错峰放假和开学，做好各种运输工具的提前订票工作。二是建议改善高等学校招生的生源来源。除“双一流”高等学校、军事院校以及部分体育院校和艺术院校外，其余高校（数量上占全国高等学校90%以上）绝大多数专业就近招生，以最大限度削弱“学生流”。三是坚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省属高校的首要任务这一理念，以本省需要为出发点调整专业，保证本地生源的比重，地方政府和学校要加大资助贫困生的力度，积极创造就业机会，鼓励大学毕业在家乡就业。

　　思考之四：关注人口流动中的“国际流”——中国需要全面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构筑人类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不断深入和全球化发展，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高度参与全球流动的超大规模社会，2018年全国入境旅游人数14120万人次，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14972万人次，同时大量外籍人口进入中国务工、经商，目前我国常住的外籍人口达到60万人左右。国际间人流、物流、数据流、货币流涌动，既带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治理的全球性风险和挑战。短短几个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跨国经贸、旅行、学习等活动变得日益便利，人口流动中的“国际流”规模不断扩大，便捷的交通运输系统和频繁的人口流动让疾病的传播更加无序，传染病的全球流行将是近十年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面对肆虐的传染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这需要世界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通力合作，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依照卫生领域的国际公约承担相应责任，构筑人类卫生安全命运共同体。

　　全球卫生治理是全球治理观的实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的体现。中国一方面需要总结近年来针对H7N9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疫情的防控经验，全面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建设，制定一套系统的科学有效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预案，快速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投身全球卫生治理，加大在卫生应急、传染病防治、传统医学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公共卫生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用实际行动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思考之五：破解大城市劳动力“候鸟式”迁徙难题——减少对流动人口的依赖

　　每到春节期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劳动力“候鸟式”迁徙，这些大城市都会上演“空城计”，这些“空城”的快递、家政、餐饮等行业出现“用工荒”，给当地居民基本生活带来不便，这说明中国劳动人口就近、就地就业的比重偏小，外来劳动力没有真正融入到流入地，他们的社会网络还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春节空城”是一副多面透视镜，折射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对于这些大城市来说，随着城市去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服务业劳动力需求快速增加，满足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商业服务业是吸引流动人口的重点领域，例如，北京商业服务业人口中外来人口比例在所有职业类别中位居第一，上海和广州商业服务业则仅次于工业，位列第二。同时，流动人口由于其低技能特征又成为大城市“疏非控人”的重点。

　　城市的管理者要有忧患意识，对“空城”问题切莫等闲视之，“假如有一天这些人不再回来”，或者就像今年的疫情期间“这些人不能回来”，那么整个城市的运转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一是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如何留住人方面做好文章，逐步实现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享受平等的待遇，促使他们愿意在城里和家人一起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愿意留在城市工作，保障城市运行发展。二是应当形成社会舆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政府加强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本地人口的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减少大城市有劳动能力的“有闲族”“啃老族”的数量，提升本地人口的就业率。三是办好中专和职业高中，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为培养高级蓝领打好知识基础和实践基础。四是在环卫、餐饮、快递等居民服务行业，以及“菜篮子”“米袋子”等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行业加大吸纳本地就业人口的力度，优化流动人口的行业构成。

　　此外，大城市也要采取措施逐步减少对“知识流”的依赖，对现有的各类专门人才队伍加强继续教育，鼓励拔尖，鼓励出成果，建立专门人才梯队。从基础教育抓起，依靠大城市的教育优势培养本地的各类专门人才，提高本地化比例。

　　我们处在一个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社会中，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实现流动人口治理智能化提供了技术保障，为社会精准服务和精细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我们要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打造服务各类流动人口的综合信息平台，分析研究人口流动中“民工流”“知识流”“学生流”“国际流”的流向、分布和动态变化等的规律和成因，通过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合作，提升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应对人口流动所带来风险的能力。

　　（作者方英为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