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国人无数思考。有危，就有机。这场疫情引发了一次对数字技术的实战检验，是一次组织模式的仿真实验，并潜藏着社会性变革的契机。其中，“线上办公”“居家办公”等远程办公就是重要内容之一。据报道，复工伊始，全国近2亿人在线办公。其实远程办公并不是新近才有，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较为普及，特别在互联网、科技、教育等行业应用甚广。那么，在中国社会，远程办公在此次疫情中会迎来新机遇，还只是昙花一现？

　　数字化、协同化和弹性化

　　远程办公需要哪些基础支撑？它有哪些明显优势？

　　“远程办公”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燃料成本不断上涨，发展远程办公是应对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的一种社会解决方案。当然，缓解通勤压力并非是影响远程办公的主要原因。借助电脑与相关控制设备工作，通过电子通讯工具进行沟通的远程工作方式，使得工作者的工作场所与企业办公场所分离。可以说，远程办公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并在数字化技术的助力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升级。

　　数字化能力是实现远程办公的基本要求。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实现远程办公提供了协作保障。4G通信技术的成熟，5G技术的兴起，标志着人类社会在移动互联领域的传播能力、传播速度、通信方式的巨大进步。云计算技术的发展，支撑起互联网信息系统后台服务的计算、检索、储存资源、分析等功能，延展了人类的虚拟空间。据报道，刚刚开始复工后，国内的技术服务公司已经可以做到在2小时内部署过万台云服务器，快速扩容，保证激增用户的需求。可见，这些技术构筑了稳定的公用网络，建立快速、安全的连接通道，为日常办公提供全方位支持。有了这些技术，就有了远程办公的基础。

　　互联网平台、数字化工具等前沿科技产品推动了远程办公的发展，使得工作虚拟化应用不再是纸上谈兵。手提电脑、微软办公软件等为移动办公提供工具基础。现如今在线协作文档平台、云视频会议系统等新技术开创办公的智能协同工作模式，较好地复原办公室工作场景。在线协作文档可以借助同一平台，快速、共时地阅读、标记、收集、整理不同工作人员的输入内容，免去汇总的繁杂程序，减少对接的时间成本；同时可以即时储存，也可以将完成的内容通过链接即时分享，大大提高文件类工作的协同办公效率，使得员工之间协作更加简单、高效、便捷。零碎资料的收集整理工具帮助企业进行体系化知识管理；白板工具、思维导图等工具可以将头脑风暴等讨论会搬到线上，效率可能会有所提高。

　　另外，复工期间最火热的要数在线视频会议工具。以往工作中，以文字为载体的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沟通方式，以及以声音为载体的电话、语音等沟通方式，在即时性、互动性、场景性等方面都不如面对面的沟通有效率。在线视频会议可以实现即时的面对面沟通功能，基本复制线下办公场景，较少受到时间、空间和交流人数的限制。这些协同工作平台与工具的诞生，不仅标志着人类拓展虚拟空间的技术进步，而且将成为改变人类现实工作生活模式的推动器，带来工作方式的变革。

　　一般来说，技术会塑造工作形态，计算机系统越灵活，工作场所越多变，远程办公模式的变革将赋予工作者更多的自主性以及时间安排的弹性：它一定程度上给予员工自主安排时间的权利，可以根据自己的作息习惯调整工作时间，不再受限于朝九晚五的固定安排，大大节约通勤时间。远程办公模式对虚拟空间的实现环境有所要求，但不受固定的物理空间环境的限制，办公不一定要在固定的格子间，可以在舒适的家、在惬意的酒店，甚至在安静的湖畔。

　　时间和空间的弹性化塑造了工作方式的弹性化。公司例会不一定要在办公室开，视频会议、微信群等方式可以取而代之；合作方案不一定要在办公室完成，可以通过在线协作平台讨论、分工、协作完成。在信息透明对称的开放环境下，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可以在虚拟的工作场域实现灵活组合、共时协作，以结果导向驱动完成。这种工作方式无疑在释放弹性的同时激发了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并且工作的弹性将延展至生活空间，给职场人提供一种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方式。美国知名求职招聘网站Glassdoor调研表明，爱彼迎、戴尔、德勤、甲骨文等公司将“在家办公”作为一种员工福利。也许这种远程办公的弹性工作模式可以成为“职场妈妈”兼顾家庭与工作的一种解决方案。

　　远程办公是否可以实现，首先取决于技术条件。但是，具备了技术条件不等于可以自动推动远程办公的实现及其普遍化。工作是一种社会关系，工作的空间与时间聚集与否更多地受到社会条件或因素的影响。从此次疫情的影响来看，病毒的传染性拒绝了人群的大规模聚集，交通不便使得分散在不同空间的人们难以按时上班，远程办公应运而生。病毒的影响是暂时的，交通的不便也是可以改善的，但在人们的工作关系（或劳动关系）之中，对刻板、固定和单一模式的反抗则是推动远程办公的内在动力。而归根结底，一种工作形态的持久性和普遍性取决于它的效率。如果由于暂时性因素（如病毒感染）而兴起的工作模式被证明是有效率的，那我们对远程办公普遍和长期的推行就可以保持乐观。

　　信息安全、信任和模糊边界

　　有人认为远程办公只是紧急应对措施，难以常态化，原因何在？

　　虽然实现远程办公的技术条件相对成熟，但实际上，这种形式还没有成为中国或其他国家主流的日常办公模式。在这次疫情中，有人认为远程办公只是企业复工的紧急应对措施，是暂时的，难以常态化。原因何在？

　　首先，技术手段目前无法完全保障组织的信息安全。在一些涉密行业或者公司运行中的涉密环节，较难推行远程办公模式。这些涉密资料是企业的专用性资产，所以工作中会对其加大管控。通常来说，对于物质资源专用性资产的管理采取线下方式，比如专人管理、专用设备储存等。所以这类操作工作在目前条件下基本不能在互联网这种开放性强的环境中实现。

　　目前，为了解决网络空间开放属性的问题，不少大型企业会搭建组织内部的虚拟专用网络（VPN），通过加密隧道方式，解决传输过程的安全问题。但这种方式存在两个弊端：其一，内网的接入容量普遍较小，容易在集体办公时出现宕机等异常现象，影响工作流畅度；其二，远程接入的环境不是完全封闭的，仍不可控，会存在泄密风险。所以，远程办公在一个封闭、特定的企业组织内部难以常态化。因而，远程办公较多地被视为备选方案、增值方案，或者说有一定的行业选择性和工作职能的选择性。美国知名招聘网站FlexJobs报告了适合远程办公的前三甲行业，分别为医药行业、计算机行业和消费者服务行业。

　　其次是信任问题。信息安全问题也涉及信任，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现象。在远程办公中，数字化技术已经能够解决人与工具、工具与工具之间的沟通问题。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仍面临困境，主要表现为信任缺失，例如上级对下级的不信任。有研究发现，员工是否能采用远程办公模式，与经理的意愿有关，通常由于存在失去控制的风险，这一办公模式会遭到否决。传统的办公室工作模式可以通过“在场”的空间监控，保证人与人基本的信任。但如果这种监控失去空间上的在场性、时间上的共时性，那么不信任感就会油然而生。上级会不信任下级能够在舒适惬意的家庭环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会不信任繁琐的家庭生活能保证下级的工作效率，会不信任下级自我分配时间的能力和完成工作的及时性等。说到底，这种不信任在于远程监督过程有很多不可控因素，由此将产生额外的监督成本，比如增加上班打卡会议和下班汇报会议，上级通过协作平台的后台记录查看下级的工作时间，或者要求下级在日志总结中明确告知完成每项任务的具体时长等。不过，即便量化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远程管控力度，但不在场的失控感还是会造成信任缺失，反而会出现更强的监控力度、更紧迫的反馈要求、更沉甸甸的任务量。

　　信任是远程办公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缺失信任，公司业务的运转在远程办公的状态下，会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此外，远程办公导致的不信任还会出现在工作组成员之间、公司与客户之间，这都将给在线协作过程带来更多沟通成本。

　　最后是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模糊性问题。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是复杂的，远程办公可能会进一步模糊工作与家庭领域的界限。远程办公带来的时空弹性化可能会使得工作侵入生活空间、生活阻碍工作空间的现象发生。一方面，远程工作使得工作随时随处可进行，但也引发了时刻待命、工时更长的问题。工作中的组织公用时间和个人私用时间、虚拟工作空间和家庭生活空间边界容易变得模糊，工作对私人生活的干扰和冲突、家庭角色的压力都会成为另一种负担。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碎片性，这都会分散工作的注意力，降低工作效率。最终，边界的模糊性可能会造成工作和家庭、公共和私人场域的失序。

　　管理模式的革新、匹配以及效率

　　疫情之后，远程办公模式能走多远？这主要取决于什么？

　　在疫情影响下，为了避免人群聚集，一些行业的公司、单位开启了远程办公模式。那么未来远程办公还能持续吗？它会不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在具备技术条件的前提下，一种工作模式的普遍化和长期化，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这种工作模式的效率。显然，现在，远程办公的基础设施与工具技术愈加成熟，实践这种工作方式的行业、企业和工作种类也越来越多。随着更多新技术的出现和推广，将会推动工作方式、工作模式的变革。当技术实现共享，当一个能同时提升个人和群体价值的操作系统开始运行，人们将从这一协作中受益更多。

　　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是工作模式（如远程办公）变革的第一推动力。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对工人的异化劳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当然，马克思主要强调的是劳动的社会关系方面，即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权利关系的异化和劳动及其社会后果的不平等。但马克思也同样把劳动的单调、刻板、强制归之于异化。马克思认为，对自由劳动的追求，是人的本质追求。显然，远程办公打破了对工作场所和时间安排的强制性，给了人们更多自由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实现自由劳动的第一步，具有革命性意义。

　　远程办公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工作地点和时间安排的灵活性，也由此带来一系列管理问题。以往的管理模式主要是建立在固定办公场所和固定时间安排的基础之上，相应的管理规则也较为刻板和模式化，显然，这些规则和管理模式不一定适应远程办公的工作方式。因而，远程办公给现有管理模式带来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时间管理、人员聘用、任务外包等方面，但还可能挑战更为深刻的管理观念和价值。进一步说，如果管理模式的变革能够跟上远程办公工作模式的变革，相互适应、互相推动，那么，远程办公模式将会是有效率的，也是有生命力的。在这个意义上，远程办公模式的普遍性和持久性取决于管理模式的革新和匹配。

　　工作场所和时间安排的固定和刻板是对自由劳动的一种障碍，但自由劳动并不意味着时间和空间上完全散漫，一定的集中和聚集是必要的。所以，远程办公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不能在同一个时间走进同一个办公室，而只是说，人们并不需要每天在同一个时间走进同一个办公室。而且，面对面的交流也有其不可取代的功能，比如情感培育、一定的仪式、符号和价值的体现以及更加细致和复杂的讨论等。“相见时难别亦难”，当远程办公成为主导工作方式时，人们也许会怀念办公室的会议、吵闹和一起上下班的人流。

　　总而言之，远程办公是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它会因疫情而兴起于一时，也会给管理带来挑战，而最终决定它能走多远的还在于由于各种社会条件综合作用所产生的效率。

　　（作者刘林平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