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同频共振激发新时代凝聚力

来源:人民论坛网
时间:2020-10-23 07:57

  核心提示:目标是时代的导向,引领发展的方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孕育发展的动力。新时代进一步激发凝聚力,要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指向,进一步以党的自我革命激发党的政治领导力,以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激发全民创造力,以科学化解重大风险危机激发人民磅礴伟力,以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激发民族创新持久力。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尚未散去,一场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安全格局的深刻调整。小康梦想即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仍在砥砺奋斗,逐梦的中国人民面对国内外环境复杂变化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叠加的影响,如何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激发新时代奋进的力量,成为重大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一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中大国,一个正在日益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国,凝聚起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不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和目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追求。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目标和追求;“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团结奋斗”“戮力同心”,这是实现新时代伟大目标的力量。新时代下进一步激发凝聚力,要依靠党的力量、制度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实现“四维”同频共振,进而汇聚起推动发展的合力。

  以党的自我革命激发政治领导力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长期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根植人民,依靠人民,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成为民族复兴的核心政治力量和最可靠的主心骨。理想信念的引领力、科学理论的感染力、“关键少数”的感召力和政治组织的向心力,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力的基因,也是新时代进一步激发凝聚力的强大政治基础。

  理想信念的引领力。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写在党的旗帜上,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融入最高理想。有理想信念的人,才具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意志;有理想信念的政党,才具有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和政治灵魂。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理想信念的力量,是真理的力量。“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理想信念犹如大海航行的“罗盘针”,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引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在伟大斗争中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科学理论的感染力。理想信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上的清醒坚定,根本上来自理论的彻底,即“抓住事物的根本”。彻底的理论,即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能洞悉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把握事物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科学理论是正确行动的先导,在实践发展创新的每一步,都要跟进理论武装,用科学理论厚植理想信念的沃土,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用科学真理的伟力鼓舞人们前行。

  “关键少数”的感召力。1937年,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党的组织和事业要向全国发展,就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的“优秀的群众领袖”。“优秀的群众领袖”是革命的需要,是党的事业需要。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需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的卓越领导,需要以“子帅以正”实现“孰敢不正”的力量。领导干部的榜样是无声的命令,能产生强大的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正确理论的真理力量和优良作风的人格力量为广大党员作出表率,从而成为引领群众的“群众领袖”。

  政治组织的向心力。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党是一个政治性组织,它不同于一般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之处,就在于其鲜明的政治属性,在于它所依靠和动员的群众的阶级属性。党要坚强有力,真正发挥出组织的政治功能,就要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向心力的政治组织。针对这一目标,2018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突出政治功能是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党组织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通过典型引路、示范引领,让群众看得见组织的活力,让“最可靠的主心骨”耸立在群众中间,增强党组织旺盛的凝聚力和强大的组织力。

  中国共产党是从艰难复杂的环境中走出来的,是在艰难复杂的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党的成长和壮大,党的事业的兴盛和发展,始终同党的自我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而要居安思危、敬终如始、防腐戒奢、顺应民心,就是要始终保持和发扬勇于自我革命这一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锻造党的卓越的政治领导力。

  以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激发全民创造力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培养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是检验和衡量党和国家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的基本标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恩格斯指出,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既可以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起作用”,也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还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发展,不仅取决于制度的性质,一定条件下也取决于制度体系完善的状况和治理能力的水平。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和逐步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政治保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直面应对发展的风险挑战,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也为进一步激发凝聚力提供了制度保障。

  强基固本,激发制度的韧性和张力。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创造的灿烂文明,如人文至上的政治理念、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追求中和的政治境界、崇尚整体的政治思维、与时偕进的革新精神、协和万邦的友邻之道以及以和为贵的和平理念等,深深地嵌入到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里,使得中华民族即使在面对危机危难之时,也能展现出世所罕见的坚韧不拔毅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遭受深重苦难的中国人勤学之苦思之,一旦掌握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便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出现党派纷争、利益集团偏私、少数政治“精英”操弄等现象,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基固本,能够激发国家制度的韧性和张力。

  协调“两种机制”,面向“两个市场”,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源动力。“立治有体,施治有序。”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之“体”,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之“用”,“体”决定“用”的方向,“用”展现“体”的价值,“体”“用”相结合,“施治有序”,则社会“法”正“治”善、良性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的治理体系也需有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运用体制机制调动配置资源、激发社会创造力、实现财富增长和文明进步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借鉴了世界上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国外治理经验,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有益经验的借鉴,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又逐步探索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协调“两种机制”的良性互动运行,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是亘古未有的伟大实践。经过艰难探索,我国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系不断发展,但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一些市场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市场主体兴则市场经济兴,市场主体活则市场经济活。“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广大市场主体不仅能够正常生存,而且能够实现更大发展。”实施财政政策主动帮助企业降成本、增收益,增强企业投资动力;实施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创新政策工具,为企业经营创造良好融资环境;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运用,提升行业竞争力,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供政策服务保障。“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为经济发展积蓄基本力量。”市场是市场主体的活动舞台,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也为市场主体拓展创新空间提供源动力。

  增强创新“第一动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决定发展速度、制度效能和可持续性。历史地看,科学技术为支撑和引领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现实地看,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我们越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国家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就越是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迫切。经济社会发展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技术替代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应对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保障人民健康,应对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风险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增强创新第一动力,瞄准主攻方向,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人才链“五链”深度融合、精准对接,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激发“第一资源”创造活力;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改善科技创新生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大限度解放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和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以重大风险危机的科学化解激发人民磅礴伟力

  一个奋发有为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人类社会是在风险博弈中不断积累经验走向成熟,是在化解危机中不断寻求机遇走向进步。提高应对风险、化解危机的能力,能够凝聚社会力量,助推社会发展。

  提高对重大风险的预判力,增强对“优秀的群众领袖”的信任。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可是和平与发展不仅面临着传统安全的冲击,而且也面临着单边主义、霸凌主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的冲击和威胁。推动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凝聚社会发展力量,必须防患于未然,提高对重大风险的预判力和掌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提高对重大风险的预判力,要对潜藏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风险条分缕析、了然于心;要强化风险意识,观大势思大局,科学预判风险走势,做好化解预案;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压实主体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和群众引导能力,避免出现重大的研判和决策失误。

  提高应对重大风险的决断力,增强对“最可靠的主心骨”的信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效地管理和处置危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需要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作出决断,部署处置危机的果断举措。处置危机的决断力,是检验国家治理能力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也是检验国家治理能力是否能够凝聚社会发展力量的试金石。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第一时间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举全国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又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取得显著成效;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主动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第一时间公布诊疗方案和防控方案,同许多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疫情防控交流活动70多次,充分展示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中国形象,生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广泛感召力。果敢的决断力和强大的应对能力,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践再一次证明,科学应对风险化解危机,是进一步激发凝聚力的最直接途径,极大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最可靠的主心骨”的信心。

  战胜危难风险的伟大斗争凝聚人民磅礴伟力。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考验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风险危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失调,防范风险化解危机则是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恢复与重塑。在重大危难面前,闻令而动的党和政府各级公职人员,视疫情为命令,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人民军队,赤诚为民、敬佑生命的医务人员,默默奉献的社区志愿者,尽己所能的快递小哥,特别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勇敢前行的“90后”“00后”青年,他们用生命诠释“伟大抗疫精神”,用意志张扬人民磅礴伟力。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一旦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将是任何势力都难以阻挡的民族力量。

  以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激发民族创新持久力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什么力量能够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穿透心灵、生生不息,那就是文化的力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始终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化危为机,玉汝于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代传承、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进一步激发新时代凝聚力,要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激发民族创造持久力。

  在返本开新中提升中华文化时代性。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国家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是中华民族自信的根基,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和民族复兴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恪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发掘出中华文化中含有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意义又有当代价值的成分,从当代的政治、经济、科学、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出发,阐释其与现实相联结的时代内涵,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培育文明风尚和社会氛围。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关键取决于文化创新力,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融合创新提升中华文化世界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不断发扬壮大,根本就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文化系统。传承文化、守正创新,绝不意味着封闭自大,而是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吸收外来,就是广泛学习、吸收、消化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不断学习吸收他人优秀的好的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成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面向未来,就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根据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中国文化进行守正创新,进而从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凝聚民族精神力量,以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激发民族创新持久力。

  恩格斯指出,历史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就“产生出一个合力”,推动历史“总是像一个自然过程一样地运行”。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舞台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凝聚政治力量、科技力量、制度力量、文化力量、群众力量等,方能使我们的事业行稳致远。

  (作者张乾元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芳娟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