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布局国际循环,促进形成国际治理新均衡

    发表时间:2020-12-01 08:25 内容来源:人民论坛网

      新冠肺炎疫情是典型的国际范围内的疫情,本来需要一个高效率的国际经济治理架构来组织各国共同应对,但是,因为国际经济格局的显著变化,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架构的均衡状态被破坏,国际经济治理的能力大幅降低,恢复疫情带来的影响所需要的时间因此而被延长,更多只能依靠各国政府控制疫情和应急处理的效率,在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的环境下,这无疑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各国为应对疫情采取的部分封锁政策,使得全球贸易往来快速萎缩,建立在全球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世界经济面临严重冲击,这种冲击已经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以及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是当前国际经济治理中的一个明显趋势,而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格局,则基本上是“二战”后由欧美发达经济体主导构建的,这一格局已经不能体现“二战”后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显著变化。当前的国际市场大幅动荡,可以说是体现了现有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架构已经不能适应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原有的均衡态被打破。从历史经验看,全球需要找到一个适应新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新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均衡态,当前的国际金融市场大动荡可能才会逐步趋于缓和,国际和平发展才会重新获得良好的氛围。

      在全球市场动荡中寻求新的国际经济治理均衡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也为了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和平发展环境,中国应当主动进行国际布局,促进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促进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国际经济治理均衡态的逐步形成。这应当是中国的决策者提出“中国应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国际经济方面的理论逻辑背景。

      当前,中国既要防范少数国家推动的逆全球化可能导致中国在世界产业链和金融体系中被隔离,也不能在经济上完全封闭和自给自足脱离世界产业链和金融体系,仅仅依靠国内循环。中国需要积极适应新的全球化格局,理性看待当前逆全球化趋势,积极布局全球产业链,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积极主动参与新形势下的全球化新均衡格局构建,进而促进全球实现和平可持续发展。

      理性看待逆全球化,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

      当前的逆全球化形势并非完全由疫情所造成的,全球疫情仍处在快速发展期,各国应对疫情需要采取必要的封闭和隔离政策,短期看与逆全球化的诸多诉求相一致。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社会经济运作发展的形态,其发展必然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当代全球化建立在国际贸易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发展的基础之上,全球化通过各国之间的分工与交换,提升了全球的总体经济效益,而推动全球化的则是在此过程中可以享受效益提升的国家和群体。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一个国家或群体在维护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支出的成本时,他们会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与此同时,也会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和声音,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对比会出现显著变化而已。

      从理论逻辑上来说,逆全球化过程中,没有某个国家或地区是完全的受益者。目前,少数发达国家减少与外部经济体的互联互通、退出现有的国际治理秩序、放弃履行国际责任等做法,无疑会对现有的国际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实际上也是现有的国际治理架构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经济格局的一个体现。这种行为的短期冲击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经济层面可能造成全球经济效益的降低,提升全球供应链运行成本,加大全球通胀压力。从历史来看,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对应对与日本贸易失衡的过程中,采取了大规模的贸易保护政策,导致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受严重打击,拖累经济增长;2016年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升温对贸易活动产生抑制,也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其次,制造业岗位的部分回流,可能会给部分地区、群体带来短期利益,但全球产业链的破坏却会使该地区企业的总体盈利受到明显的负面冲击。2019年,标普500直属的成分公司中,海外收入占比超过50%的企业利润增速大幅下滑,并进一步向美国国内蔓延,导致自2019年三季度开始,本土收入占比较高的美国企业利润增速也跟随下滑。需要看到,在局部出现逆全球化的同时,许多国家需要依赖全球化的社会大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而反对全球化的国家也并非要退出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而是希望能够通过规则的改变为本国发展争取更多利益,缓和前一阶段全球化中积累的矛盾。

      在这种旧的国际治理架构效率降低、新的国际治理架构在动荡中酝酿的过程中,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布局,把握和引导新的全球化均衡新格局的逐步形成,同时通过促进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积极推动全球化。中国国内循环的经验表明,自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循环,及时把握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机遇,深度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工之中,带动中国及其贸易伙伴成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就当前而言,中国粮食和不可再生资源还需要依赖进口,先进半导体的制造技术还在研发过程中,中国庞大的加工制造能力也需要一个全球化的大市场,如果仅依靠国内循环是不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也会降低中国在现有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

      从目前的趋势看,基于美国国内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等带来的地区、行业、阶层的分裂,预计即使在疫情过后,美国也可能会继续推动基于美国优先的逆全球化进程,这一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将美国的这一政策基调放到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旧均衡态转换的背景下考察,可以将其理解为“全球化的重构”和局部的适应性调整,而并非简单的逆全球化。长期来看,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因此,中国需要从推动构建新的经济格局下的国际经济治理均衡态的战略高度出发,主动参与当前这种新的全球化重构过程,并积极布局国际循环,冷静评估和把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变化趋势,发挥自身优势,适应全球产业链调整趋势,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积极主动推动下一阶段的全球化新的治理格局构建,在支持全球化发展的同时,获得更大的和平发展空间。

      适应全球产业链调整,深化国际合作

      疫情暴发之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了新的变化和调整。为应对疫情,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封锁边境和减少国际航班的防控措施,限制了贸易往来和人员流动,致使原本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变得碎片化,一些依赖跨国供应链的企业生产面临阶段性的供应中断,而不得不对原有产业链条进行重构。预计此次疫情之后,许多国家会出于分散风险和加强关键产业的供应安全等考量,加快产业回流。

      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来考察,主要经济体并不可能就此走向分离或者封闭。因为当前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复杂程度显著提高,全球供应链交互渗透,几乎没有单一国家可以脱离全球市场独立存在。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化协同的重要性也十分突出。截至5月31日,中国已向150多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物资援助,这也是全球产业链高效运作的一种体现。因此,目前所面临的局部逆全球化问题应该理解为全球化进程的调整与分化。

      疫情的传播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冲击,进而影响到供应链上的所有国家,中国产业链也未能幸免。目前为止,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已经承受了疫情带来的冲击,例如,第一轮冲击来自疫情导致部分重要的产业链面临断裂风险和需求骤降。第二轮冲击来自欧美需求量的减少,随着疫情的扩散,欧美各国经济活动减缓乃至暂停,使得中国的外贸订单搁置或减少。为了应对当前的挑战,中国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基础上,有条件把握好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新调整布局的新趋势,把握好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发挥自身内需市场巨大、产业链完整等优势,发挥好疫情控制有效领先的优势,主动进行国际循环布局。

      首先,中国有条件发挥疫情控制有力、内需市场巨大、产业门类齐全、与全球产业链保持良好融合的优势,防止“去中国化”,对冲部分国家推动的脱钩,实现中国主动布局下的重新挂钩。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分工专业化和精细化,导致部分产业链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疫情的暴发让各国意识到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不少国家出于自身关键产业供应链安全的考量,将继续推进产业链的多元化和区域化。因此,中国将会面临部分产业链的部分生产环节部分外迁,并且有可能面临被排除在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某些区域产业链之外的危险。

      需要看到,全球产业链分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造成各国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导致生产效率低、产品价格高等问题。值得强调的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和区域化并不意味着“去中国化”,中国需要发挥自身优势,成为全球化产业链多元化的重要目的地。当前,少数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去中国化”,推动与中国的脱钩。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积极开拓中国市场,推动“到中国去”,形成“到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去积极开拓新的业务机会”的趋势。中国部分行业产业链布局高度依赖欧美,但是可以通过促进与其它区域的合作完整自身产业链,提高产业链效率,并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日韩等国的区域合作,弥补中国高端制造业领域产业链的空缺,不断提升该区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保持中国产业链的完整。中国通过拓展与东南亚的合作,从简单的产能转移变为股权投资、生产外包多元化模式的对外投资,实现外移产业与本土产业更加紧密的分工合作,弥补中国低端产业链的不足,实现供应链重新布局与效率提升。同时,通过扩大内需市场,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在更早控制疫情的中国市场布局,形成更多方式和渠道的对外合作。

      其次,疫情对中国国内不同产业链的冲击有所差异,需要作出针对性应对。中国在不同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有较大差异,各产业链受疫情及其所带来的逆全球化等冲击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在纺织服装等简单行业,中国在供给端占有绝对优势,更多的是面临疫情带来的需求的冲击,需要提升内需以作应对;在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复杂产业链中,中国尚未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心位置,在供给和需求端会受到双重冲击。对于不同的行业,需要进行客观的政策评估,针对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在深化全球合作的同时,有效通过产业升级提升本国供给能力。

      最后,中国需要积极维护供应链产业链完整,强化供应链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促进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国内和国际经济双循环需要建立在有效率的、没有断裂的供应链基础上。只有保证产业链的完整有效,才能让生产要素流动和循环起来,进而成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动力。从国内循环来看,要推动要素市场化,促使要素能够充分、自由流动,激发内循环活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需要加强户籍制度改革,保证人才流动和自由就业。金融要素市场化在资本市场当前表现为注册制的推行等,这对金融资源促进产业创新和激活资本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还有部分受到严格管制的生产要素,如教育、医疗等,这些管制限制了内需的循环,还存在巨大改进空间。从国际循环来看,保护产业链完整需要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趋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基本上进展甚微,但是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新的趋势,中国需要积极参与不同形式的区域合作,把握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趋势,增强供应链的弹性和抗风险的能力。以中国倡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突破口,积极顺应全球产业链转移趋势,强化中国在部分区域合作产业链中的经济金融合作格局。

      防止金融上的脱钩和“去中国化”,提升人民币计价资产国际影响力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加剧,少数发达国家为了应对不断扩散的疫情,推出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先后进入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区间。这使得全球资本面临重新布局的可能性。

      在全球金融市场出现逆全球化的背景下,要防止金融上的脱钩和“去中国化”。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美联储和某些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央行建立了美元流动性安排,并设立了海外央行的回购工具,通过这些工具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在疫情冲击下美元的重要性反而有所上升。但是,当前提供美元流动性的干预体系并未将人民币纳入其中。立足于中国的具体情况,人民币国际化实际是滞后于实体经济开放的,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担心金融市场开放可能带来较大波动。而现在的全球金融脱钩和“去中国化”,会制约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参与国际金融活动、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获得国际融资和支付结算支持等,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因为金融方面的脱钩传染到经济上的脱钩。

      作为应对,基于中国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不断提升的影响力,中国有条件把握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积极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范围内利用国际金融资源的能力。第一,加快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进程。第二,继续推进自由贸易区(自贸区)建设,促进自贸区与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互动,创造人民币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有利条件,总结可复制推广的经验。第三,在总结“沪深港通”和“债券通”平稳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国香港这个独具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继续探索依托香港市场实现可控的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开放模式,将“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扩展到包括“衍生品通”“新股通”在内的更多金融产品形态,在人民币仅存的几个不可兑换的子项目上进一步实现政策突破,争取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进一步强化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纽带作用,推动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易和流通。第四,适应国际资本对人民币计价资产的需求,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积极布局国际循环,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局面

      中国在融入全球产业链和金融市场的进程中,有条件基于自身不断提升的经济金融影响力,主动进行国际布局,促进新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架构的逐步形成,并且在这个新的治理架构中更多地参与,提倡和平、可持续发展,实现与更大范围内的全球各国的合作共赢局面。从目前的趋势看,不少国家的疫情依然非常严重,而中国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预计世界不少国家对于中国医疗物资的需求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也体现了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中国影响力的稳步提升。

      当前,新的国际经济均衡态正在形成,全球经济体系发展的趋势不断发生变化,中国有条件把握好当前新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主动进行国际布局,促进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积极推进供应链产业链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促进全球在新的治理均衡状态下实现和平可持续发展,为中国未来发展拓展更为宽广的空间。

      (作者巴曙松为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文耀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