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主要特征

　　科学技术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进行融合和深化，科学发展进入新的大科学时代。工业革命以前，传统的科学研究通常在某一有限地理区域内进行，体现出“单枪匹马”和“手工作坊式”等特征。但是，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创新链不断纵向延展和横向细化，新一轮技术创新更多体现为一个分工协作的过程，需要在不同创新主体、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间整体推进，即进入“大科学”的新阶段。当今国际社会面临诸多共同难题，如公共卫生安全、贫困消除以及一些科学前沿领域问题等，这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应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基础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亦是全球化的过程，科技创新正在迎来全球大科学时代。

　　前沿技术领域多种技术相互支持和融合发展，具有链式变革的特征。科技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因此，绿色科技、健康科技、智能科技将是未来科技创新的方向，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等是科技创新的重中之重。在各技术领域深化发展的同时，不同技术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同样体现出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价值。例如，人工智能虽属计算机科学领域，但其具有明显的混合性质。人工智能的快速进步和广泛渗透，将极大地加速相关学科领域发展。

　　“人、机、物”三元融合加快，“万物互联”的时代即将到来。互联网的最终使命是让任何人和任何物品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能够达成联系，使得所有人和所有物能够实现互联、互通和互动，这是“万物互联”的最终情景，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任务。“万物互联”的设想将突破对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的传统定义，构建起新的认识，促使“人、机、物”三元不断交叉融合。例如智慧城市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物联网技术在公共安全、智能家居、生产制造、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实践与应用。

　　科技创新的范式革命正在兴起，大数据研究成为继实验科学、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之后新的科研范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不仅体现在新技术的种类、数量上，更体现在改变技术创新的范式中。大数据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资源，蕴含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新思路。大数据研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点，将深入渗透到各行各业，数字经济是由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建立起来的全新的经济系统。

　　突破性创新向其他技术领域渗透扩散，对传统产业产生重要影响。产业或技术并非独立存在，各产业或技术间常有关联性。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不同类型的产业将有条件实现交叉融合，产业间的边界逐渐模糊，由此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加速重构现代产业体系。例如，在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取得突破的新技术，催生出关联性强、前景广阔的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此外，对于传统产业而言，一方面，新技术将融入其产品研发、设计和制造过程，推动传统产业由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转向智能化、个性化定制生产，大幅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能级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新技术将打破传统封闭式的制造流程和服务业业态，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产业链上融合发展。

　　创新活动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可能会在就业、社会伦理和安全等方面带来冲击，因而对于如何正确利用创新成果改造人类社会等问题的思考日益重要。目前，部分技术领域已经或多或少浮现出新技术对社会生态的冲击。例如，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机器替代人类工作引发的就业效应、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大数据技术大规模应用中如何确保人类个体安全和尊严；等等。当传统的社会模式受到新技术的挑战，科技伦理治理应当与科技创新同步发展，以保障创新活动的成果能够得到良好有序应用。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我国的优势

　　我国“人才红利”可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环境中，人才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基于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科技作为国家富强的重大支撑力量更为明显，各行各业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对科技人才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要求更高。目前，我国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人才红利”可观。例如，截至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80.08万人，按照从事的研究类型来看，基础研究39.20万人，应用研究61.54万人，试验发展379.37万人。可见，我国从事技术转化工作的人才储备充足，而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人才正在逐步积累。在“人才红利”当中，我国的“工程师红利”尤其显著。2020年中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110.7万人，其中理工科博士占79%，硕士占57%。2020年中国研究生毕业人数达72.9万人。从1978年到2018年的四十年间，研究生数量增加了约80倍。此外，中国早年出国留学出去多、回来少，人才流失（brain drain）严重。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表明，在1978年至2002年的25年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为58万人，回国工作人数仅15万人。但是，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国内就业环境优化，以及留学生背景从早期多子女家庭为主变为后期独生子女家庭为主，留学生回国浪潮正在兴起，国外将成为中国的人才银行（brain bank）。另外，虽然我国近些年普通劳动力用工成本上升，但是我国的高技能人才如工程师的用工成本相对于欧美国家仍然低不少，使得我国发展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人力成本比较优势。

　　我国拥有庞大的数据群独特优势。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信息化和数字经济特征明显，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资产。我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具有优势：一方面，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体量大，产生的数字资源丰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自媒体时代”下用户不断产生数据，庞大的数据群使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另一方面，我国民众个人隐私敏感度相对较低，或者说个人数据让渡意愿相对较高。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低隐私保护的状态给人工智能等诸多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很大的优势。仅从数据的角度来说，获得的数据越多，越有利于技术完善。

　　我国在创新领域拥有超大规模母国市场优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过程中，创新是最重要手段之一，而创新活动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认为，由于知识具有累积性、非竞争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知识生产中的要素投入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而不像传统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减。我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在创新过程中摊薄产品研发的单位成本，从而促进创新。单伟、马文和高俊光（2017）采用经济学中的弹性系数来衡量投入产出的效率，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省市R&D投入对专利授权量转化效率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李左峰（2013）的研究同样表明，以新产品销售收入衡量创新产出，创新要素投入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我国工业体系完整，产业链结构全、链条长。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沟通成本不断降低，促使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呈现出相较以往更大范围的影响力。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由于产业之间不是孤立的存在，而会通过产品、技术等渠道构成或近或远的关联。因此，创新将会通过产业链扩散的形式蔓延开来：或是由上游产业推动下游产业，或是由下游产业拉动上游产业，或是在同类产业的企业之间以竞争和合作的方式进行。在工业基础方面，我国已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在产业链构成方面，我国产业链结构完整、链条长。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将有助于产业链上彼此关联的产业共享和拓展技术创新的成果。

　　我国政府是“赋能型”政府。良好有序的经济发展客观地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中国现行经济体系大体上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政府的有为经常体现在对于经济体系的赋能，对市场主体进行赋能，此种功能在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往往很重要。就创新领域而言，黄先海、宋学印和诸竹君（2015）的研究表明，竞争中立型政策可以弱化政策对企业个体层面创新行为的“替代效应”，并且能够产生市场层面的“竞争增进效应”。基于“赋能型”政府的性质，我国的产业政策也将更多地转向“竞争中性”的产业政策，即政府帮助企业中立赋能，在避免价格扭曲的同时，发挥增进市场竞争机能效应，激励企业研发创新。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我国面临的挑战

　　我国科技创新领域逐步从红海走向蓝海，可供借鉴的科技成果数量减少、难度加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大量技术设备，有效地推动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但也存在着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不足的问题。从科技自主创新的系统性看，我国在顶层设计、思想观念、人才队伍、技术成果积累等方面都存在短板，尤其是科技人才队伍的培养。一方面，我国新型科技领域优秀人才较为匮乏；另一方面，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市场竞争的硬核和底层逻辑是技术之争和专利标准之争。目前，我国少有原创性科技创新出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足，从而制约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我国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企业发展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西方国家对我国相关领域的防范和遏制加强。近年来，我国虽然在高性能计算、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等领域的部分单点技术取得一定突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是，总体而言，我国在芯片等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发方面仍然不能完全自主，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科技企业必须结合自身实力，制定切合实际的技术攻坚目标，通过自主创新、协同攻关等方式，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

　　产学研体系存在弊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在经济发展初期，传统制造业的发展一般会遵循“先模仿后创新”的模式，该模式以“获取技术-吸收技术-改进技术”的渐进式过程为特征。此时，大学、研究机构和产业界之间相互分离、线性的产业组织方式能够适应这种产业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以研发密集型产业为主时，基础科学进步的引领作用显现出来，研发知识与生产知识之间的相似性降低。产业界无法再通过生产活动的经验积累来获得研发知识，从而需要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更紧密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学研合作关系逐步建立和改进，取得较大进展，但总体来说，与科技创新型国家还有差距。近年来，我国产学研合作项目主要采取技术转让、委托开发的形式，大多数企业寻求合作对象与合作项目时，主要着眼于研发周期短、回收周期短、投入市场见效快的短期项目，缺乏项目交流培养人才、共建科技实验室、共建研发机构等全方位、高层次的合作。此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亟需完善，科研项目数、科研经费数、发表论文数、鉴定成果数等指标，是当前高校科研工作追求的主要目标，而对科研成果是否具有产业化前景以及如何加强成果转化的关注度较低。一项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经过实验室成果研究、中试和产业化三个阶段。其中中试环节很关键但是具有投入高、风险高、成功率低、收益率低的特点。事实上，无论哪一个阶段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一旦缺乏稳定的产学研合作资金支持和有效合作机制支撑，将会增大产学研合作难度。

　　支持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金融体系不完善。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离不开金融方面的有力支持。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大量科创型企业。科创型企业，尤其是初创期科创型企业需要股权融资，但我国相应的资本市场体系仍然不完善。以股市为主的直接融资占比较低，与科创型企业蓬勃发展的融资需求不匹配，制约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至今，我国企业融资渠道仍然较多依靠银行信贷，但科创企业由于自身的特点与银行信贷准入标准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科创企业既具有一般小微企业的轻资产、高风险、信息透明度不足等问题，又有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前景不确定、行业整体技术进步快因而竞争激烈等特点。这导致银行往往难以精准把握行业发展趋势，难以吃透企业的专业领域，因而在授信评审时会对此类业务更加审慎。另一方面，银行是风险厌恶者，其提供的贷款多以短期为主，而科技创新和科创企业往往具有需要资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等特征。处于早期的科创企业缺乏足够的信用和抵押，往往难以获得银行贷款。

　　综上，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一方面，我国拥有独特的优势和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我国亦面临不少亟需解决的短板和挑战。如果我国能够牢牢抓住此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关键的“机会窗口”，将会实现经济社会运行方式提效、经济高质量发展、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作者宋华盛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薛浠榕、硕士研究生刘冰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单伟、马文、高俊光：《弹性视角下的R&D投入与产出关系研究》，《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7期。

　　[2]李左峰：《创新型企业创新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估计》，《管理世界》， 2013年第2期。

　　[3]黄先海、宋学印、诸竹君：《中国产业政策的最优实施空间界定——补贴效应、竞争兼容与过剩破解》，《中国工业经济》， 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