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世界民主的“灯塔”，但日趋严重的政治极化却使得这座“灯塔”日益黯淡。所谓政治极化，是指人们的政治态度趋向政治光谱的两极，分歧较大，甚至严重对立，中间温和的政治态度减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分别朝着极右和极左方向发展，民众也日益分裂为支持两大政党的对立阵营。政治极化使美式民主原形毕露，充分显现了它是少数人的民主、缺乏协商的民主、劣质治理的民主。

　　政治极化削弱美国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础

　　一般而言，政治参与人数越多，公共决策代表性就越强，也就越接近民主的本质。在美国，人们的政治参与度本来就不高，连影响最大的总统大选，投票率一般仅60%左右，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首长等其他选举的投票率更低。而且美国选举大都实行简单多数的胜选规则，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获胜候选人的选票往往不超过50%。这样算下来，获胜候选人所代表的选民很难超过30%。在此背景下，政治极化使得美式民主的代表性更低，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础更弱，美式民主越来越沦为少数人的民主。

　　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共和党和民主党长期轮流执政。过去一段时期，为赢得选举胜利，美国两党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都趋向中间化，以争取更多选民的认同和支持。196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独立候选人乔治·华莱士曾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没有一毛钱的区别。两党意识形态中间化，也意味着政策主张交集重合较多，这样，政党不仅代表基础选民的意愿，而且反映中间选民的意愿，甚至还要兼顾对方政党选民的诉求。但随着两党意识形态趋向两极，各政党都拥抱“基本盘”，越来越代表基础选民的偏好，也就与民主代表多数人的本质要求相偏离。由于美国党内初选制度、安全选区增多、简单多数胜选规则等原因，意识形态越极端的候选人不仅能够在党内选举中胜出，而且往往能够在正式选举中获胜。比如，2016年特朗普打着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政治正确等极端言论，不仅击败了10多名共和党候选人，而且击败了被大多数媒体和民调机构看好的希拉里。政治极化使美国政治人物在政治选举中不愿倾听中间温和选民的声音，更不愿倾听对立政党基础选民的意见。政党执政后，政治人物或出于选举的考量，或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制定的公共政策往往更加倾向本党核心价值理念，代表支持本党的少数极端民众利益，而非考虑各方面民意，政党的“党派性”取代了“公共性”，公共政策代表性、科学性不足。可以说，政治极化使美国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础更加薄弱和扭曲。

　　政治极化使得政党间民主协商变得更加困难

　　民主不是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斗争。通过对重大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不断凝聚共识，达成妥协和平衡，是民主的内在要求。美国有协商审议的政治传统，1787年宪法的制定就经过了长达4个多月的辩论。美国立宪者设计的选举人团、参众两院等制度，也内含着协商审议的精神。但随着美国两党走向全面对抗，民主协商越来越难，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协商是为了达成共识，但协商也需要以共识为基础。过去，美国两大政党虽存在分歧，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共识性很强。日益严重的政治极化，使两大政党在诸如非法移民、枪支管控、医保改革、女性堕胎、气候变化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政治斗争更加白热化，几乎没有协商与合作的余地。民主协商的减少，又进一步撕裂社会、扩大对立，使仇恨政治升温、政治极化加剧，造成恶性循环。

　　与西方国家其他政党相比，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组织纪律相对松散。但由于政治极化，美国两党在其各自内部对于重大问题却表现出高度“团结”。政党议员越来越不愿、也不敢向对方协商妥协，一旦在重大分歧问题上支持对方政党，往往被贴上“投降”的标签，甚至被认为是对选民的“背叛”，在选举中很可能落选。这迫使两大政党议员都不得不以政党划线，在投票表决中只问立场、不问是非。比如，2019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针对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在弹劾投票中，民主党除个别议员外大都投了赞成票，共和党议员则是“铁板一块”，无人投赞成票。反观1998年美国参议院以伪证罪和妨碍司法公正两项罪名弹劾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分别有10名和5名共和党参议员认为克林顿无罪。再追溯到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因1972年的“水门事件”，遭到两党的一致批评，最后不得不黯然辞职。可以看出，美国政治极化呈现越来越严重趋势，两党民主协商变得更加困难。

　　政治极化导致政治僵局和政治瘫痪，降低国家治理效能

　　民主是治理的重要方式。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美国国会作为立法机构，是重大公共政策讨论和通过的场所，是共和、民主两党斗争的重要阵地，也是两党政治极化表现最为明显的场合。为了不让对方提出的议案通过，两党经常运用非常规手段“阻挠议程”，导致降低国会立法效率，影响立法质量和数量，一些具有前瞻性、持续性的重大公共政策难以出台。同时，在美国，“府会分治”是一种常态，很少出现一个政党同时掌握行政权、立法权的情况。在当下两党严重对立的政治极化背景下，掌握行政权的总统提出的法案很难在国会获得通过，所谓“制衡体制”变成了“否决型体制”，造成严重内耗，甚至导致灾难性的政治僵局和政治瘫痪，影响国家治理效能。比如，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许多政策，都遭到国会的掣肘，出台“慢半拍”；在共和党控制的“红色州”与民主党控制的“蓝色州”极化更加固化的情况下，联邦政府的疫情应对政策遭到反对党控制的一些地方政府的抵制和消解。

　　政治极化还使美国公共政策缺乏延续性。过去，美国两党政策虽然存在差异，但相对不大，政党轮替后，执政党还能执行前任政府的一些政策举措，公共政策还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但严重的政治极化，造成两党政策差异越来越大。政党轮替后，执政党往往推翻前任政府许多重大政策，造成公共政策的反复“翻烧饼”。比如，共和党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几乎推翻了前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推出的所有重大公共决策。同样，特朗普推行的诸如医改、美墨边境建墙、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在民主党总统拜登上任后又遭到了废止。公共政策的反复调整，给国家治理带来严重资源损耗，给民众带来诸多不便，也直接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作者：孙存良，系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