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考察。总书记在殷墟遗址考察时说，“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总书记再次高度肯定了殷墟在揭示和传承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如何继续深化殷商文化研究，不断发掘研究展示殷商文化的时代价值，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增强文化自信，是摆在我们社科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课题。

　　大河网学术中原今日刊发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李龙的文章《解放前殷墟发掘的价值与意义》——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考察了殷墟遗址，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在这方面，考古事业居功至伟。”解放前的殷墟发掘是我国考古学者独立进行的长时间、系统性田野发掘工作，影响深远，成绩斐然，具有非凡的价值与意义。

　　一、殷墟发掘奠定了我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基础

　　解放前的殷墟发掘并不是我国最早的考古发掘，但是对于我国现代考古学而言，殷墟发掘无疑为我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一，殷墟发掘是由当时我国政府资助，由我国学术权威机构组织本国学者进行的首次具有目的性、系统性的考古活动。殷墟发掘目的及工作倾向都非常明确，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寻找殷商历史的新资料，建立所谓的“新史学”。第二，虽然我国境内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1921年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主持的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其后又有李济第一次对山西夏县西阴村的调查发掘等。但在殷墟发掘之前，田野考古技术和考古理论相对来说都非常肤浅而粗糙，甚至带有浓厚的地质学色彩。所以在学术史意义的追溯上，殷墟发掘始终被认为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石。第三，李济、梁思永等前辈学者主持安阳殷墟十五次考古发掘，建立起了我国一整套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方法，促进了我国考古学基础理论地层学与类型学大发展与完善，对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殷墟发掘开启了殷商为信史的研究序幕

　　殷墟发掘的考古学成果对殷商历史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第一，确认了殷商时期使用的甲骨文，很大程度地提升了传统文献有关殷商记载的可信度。殷墟发掘前后，有些学者对于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地下文字材料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文，证实了传世甲骨的相对可信性。而那些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甲骨文对当时学者们的史料观和具体史实的认识，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而从材料和方法上支持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可行性，使这一代的古史学家对大量早期文献的可靠性逐渐恢复了信心。第二，弄清了殷墟作为商代中晚期都城宫殿的基本布局与建筑技术。殷墟通过十五次发掘，在小屯发现了数十座宫殿基址，并初步搞清了部分宫殿的功能与性质。通过殷墟建筑基址的发掘，对我国建筑早期的发展，也得到了若干基本的认识。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发掘重点针对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更是了解到了殷墟建筑的全貌。其后李济曾提到：“故殷墟的发掘，就现代考古学的立场说，最基本的贡献实为殷商时代建筑之发现；亦即夯土遗迹之辨别，追寻与复原之工作。”第三，大致弄清了殷商时期的墓葬制度与结构。1934～1935年，在西北冈进行了三次发掘(即第十次到第十二次发掘)。共发掘了带墓道的大墓10座，分布在东西二区，大墓周围有1000多座祭祀坑，东区有大量的小型墓葬可能为平民和奴隶墓葬。这样的发掘为研究殷商时期的墓葬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殷墟发掘开辟了一代史学新领域

　　殷墟的发掘，锻炼和培养了以董作宾、唐兰、于省吾、郭沫若、胡厚宣为代表的甲骨文学家，为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开辟了一代史学新领域——甲骨学。这一时期甲骨文研究的最大成就，在于甲骨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基本形成。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甲骨学分期断代理论的建立，代表人物是董作宾。在1931年、1933年两年的时间内，董作宾分别发表了《大龟四版考释》和《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董作宾创建的“五期”法和提出的“十项标准”，至今仍是国内外甲骨学界普遍使用和承认的基本方法，为甲骨学分期断代奠定了基础。第二是甲骨文文字考释理论的建立，代表人物是唐兰和于省吾。唐兰于1934年出版了《殷墟文字记》，1935年出版了《古文字学导论》，提出了“对照法”、“推勘法”和“偏旁分析法”，从而开辟了一条研究古文字的新途径。于省吾考释古文字的成就，集中在《双剑誃殷契骈枝》一书中，于省吾考释古文字，简练、精到、严谨，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第三是利用甲骨文研究古史获重大进展，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和胡厚宣。此前王国维等学者在这方面已有良好的开端。郭沫若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殷契粹编考释》、《甲骨文字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一系列著作。他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胡厚宣则对甲骨资料，“作一全面的彻底整理”，研究了商代的方国、农业、气候、婚姻家庭、封建制度、夭神崇拜等等。这些成果集中在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中，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

　　四、殷墟发掘培育了我国首批考古人才

　　1928年到1937年的殷墟发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三次发掘，工作是带试掘性的，主要目的是寻找甲骨与其他文化遗物；第二阶段从第四次发掘开始到第九次发掘，由于发现了殷商时期的建筑遗迹，工作重点转移到寻找宫殿遗迹上；第三阶段是第十至十二次发掘，工作地点转到侯家庄西北冈，重点研究殷代陵墓；第四阶段是第十三至十五次发掘，工作又转回到小屯，发现了宫殿宗庙基址和祭祀遗迹。殷墟发掘成为我国首批考古学家成长的摇篮。我国第一批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郭宝钧、尹达、石璋如和高去寻等都是在这里奠立他们事业的基础。殷墟考古发掘过程中和被迫中断以后，考古发掘者对殷墟的遗迹、遗物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大部分参与者著作等身，成为一代大家。梁思永、李济成为影响我国一个时代的考古学开拓者。董作宾致力于出土甲骨文字的研究，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郭宝钧多次参加和主持小屯村一带的殷墟发掘，写出了《B区发掘记之一》、《B区发掘记之二》等发掘报告，为寻找殷墟宫殿建筑遗迹作出了重要贡献。石璋如多次参加殷墟发掘，成了一部殷墟发掘的“活档案”，著有《殷墟建筑遗存》、《殷墟墓葬》等。尹达在殷墟发掘工作中，逐渐成为优秀的考古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创办并主编《历史研究》，并参与编辑《考古学报》，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

　　总之，解放前以梁思永、李济、董作宾、郭宝钧等为首的学者在安阳殷墟持续十五次的考古实践活动，在我国现代考古学史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使我国现代考古学基础理论逐渐成熟，为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作者：李 龙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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