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也是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志。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解决大变局时代人类前途命运问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良知、中庸、共和、大同”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蕴含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多维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原创性、超越性，有利于凝聚人类文明共识，引领世界未来发展方向。

　　五千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八万种经史子集，统宗会元，一以贯之。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独特价值理念的中华文明，蕴藏着大量解决个人心性、社会交往、国家关系、世界未来等人类发展问题的智慧与经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前所未有，人类社会面临巨大挑战。站在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制高点上，充分汲取古圣先贤智慧，认真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提炼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为人类前途命运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成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重大任务。

　　良知：为人之本

　　“良知”，首见于《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朱熹称良知为自然之性，体现为爱亲、敬长、孝弟等伦理情感。王阳明深造自得，明确指出良知即天理、天良之知，乃天命之性、心之本体，人所皆有，不假外求，发而为孝亲、敬兄、忠君。他晚年揭示“致良知”之教，鼓励世人知行合一，体证“圣人气象”，直契人心，觉醒人性，颇具思想启蒙意义。晚明以降，阳明学者积极践行良知理念，注重通过道德教化移风易俗，建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

　　“良知”作为中华民族的为人之本，塑造了中华文明崇德重善的价值底色。其个体意义在于调动人的主体性，“知善知恶”，躬行践履，成就君子人格；其社会意义在于激发人的责任感，“为善去恶”，担当作为，造就礼义之邦。历代先贤秉持道德自觉，心怀恻隐，行己有耻，恭敬礼让，明辨是非，彰显了良知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力量，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良知“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蕴涵着正义、平等、公正等价值理念，既是道德原则，又是评判标准，对人与自然秩序起着不可或缺的规范性作用。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战争、资源、生态环境等全球性危机，唤醒人类良知，追求和谐和平，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植根于人之为人的良知本性。一个充满良知的世界，必将成为人性光辉洋溢的美好家园。

　　中庸：处世之道

　　“中庸”，最早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认为中庸是德行的最高境界，主张执两用中，并将其作为指导思想行动的至德要道。《中庸》一书，是论述中庸思想的儒家经典。历代学者对中庸多有阐释，郑玄称之为记中和之为用，程颐谓之为天下之正道、定理，朱熹视之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常理。总的来说，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指在日用伦常中择善而行、因时顺便、执中致和的品德、行为与原则。

　　“中庸”作为中华民族的处事之道，缔造了中华文明尚中贵和的价值本色。长期以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中庸思想深入人心，对人们的品格修养、处世习惯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道中庸即致中和。《中庸》劝导世人坚守善行，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修身致诚，实践君子之道；倡导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让世间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和谐共生。中庸独特的辨证思维和处世智慧，为中华文明演进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观念变迁，“中庸”思想倍受曲解误解，甚至成为没原则、无是非、折衷调和的代名词，对其价值观念和社会功用造成了不利影响。今天，必须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庸思想的用中、时中、致和理念，弘扬其所蕴含的包容、权变、进取精神，推动中庸之道在新时代重新焕发无限光彩。

　　共和：治国之制

　　“共和”，初见于西周年号。《竹书纪年》称，周厉王因国人暴动出奔，诸侯推举共伯和摄政，故曰“共和”。而据《史记·周本纪》所载，当时由召公、周公共管朝政，号曰“共和”。韦昭注《国语》，称“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意即召公、周公相和而共治天下。这种统治模式迥异于传统君主制，具有特例性和开创性，虽仅昙花一现，但仍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为中华文明重要的政治文化基因。

　　“共和”作为中华民族的治国之制，打造了中华文明协和共治的价值亮色。鸦片战争后，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走上了探索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张骞主张“民族共和之治”，实行“五族共和”。梁启超借鉴欧洲各国“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倡行“虚君共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孙中山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建立中华民国，开启现代共和之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在中国正式确立。

　　共和制是有别于君主专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本质上是由民主、法治、专制等多重制度要素组成的混合性政体。其核心政治理念，就在于“共有、共治、共享”。世界各国依据历史地理、文化传统，自主选择符合国情民意的共和政体，实现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无疑将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大同：理想之极

　　“大同”，首出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从政治原则、制度安排和蓝图设计等方面，精心描绘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美好世界，使大同思想成为儒家的核心政治理念，对后世的中国和世界影响至深。

　　“大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理想之极，铸造了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价值成色。自古以来，大同社会就是中国人民追求的最高梦想。近现代剧烈的社会变迁，促进大同思想勃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称，“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孙中山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建设“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李大钊结合共产主义理想，提出“普天之下莫非民土”，倡导建立世界联邦，创造新道德，实现世界大同。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世界大同从空想变成科学，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陶渊明的“桃花源”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东西方文明构想的美好社会典范，具有穿越时空的恒久魅力。大同思想包含的天下为公理念、天下一体秩序，体现了中华文明卓越的世界精神，必将为人类未来实现世界大同和美好生活做出更大贡献。

　　“良知、中庸、共和、大同”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蕴含着丰富而强大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立足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四个层面，倡导崇德重善的价值理念，树立尚中贵和的价值规范，主张协和共治的价值模式，追求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构成一套完整的人类文明价值体系，具有超越时空、族群、国度的普适性与极强的亲和力、浸润力，有利于凝聚东西方文明价值共识，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动态概念，需要以开放心态、发展视角和世界眼光，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兼收并蓄，互学互鉴，确立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世界意义与地位。

　　（作者：张佐良，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