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经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之学，汉人常以“六艺”代称“六经”，如贾谊在《新书·六术》所言：“《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故皮锡瑞认为，经学时代开辟，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页）。汉代是经学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经学的基本内容是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史称“今古文经学之争”。

缘起与分歧

经学今古文之别，缘起于汉代。究其原因，有历史之缘，也有人为之因。历史之缘者有二：一是道术分裂，“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二是经本失传，“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人为之因者，盖孔子口说相传至汉，遭秦焚书，诸经多失其本，汉儒恐久而失真，于是以当时通行文字隶书写之，著于竹帛。及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左传》《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而《周官》亦出于山岩石室，此诸书皆蝌蚪文。为区别二者，汉儒以今文、古文之名别之。故经学今文、古文之称，实乃汉儒后加。对此，皮锡瑞指出：“今古文之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在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1页）。

汉代经学今古文之别，虽以文字言，然今古文经学之别的实质并不在于文字，而在于经本和经说（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本国史问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下册，第365页）。故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虽然和书写所用的文字有关，但实际争论的却是涉及隐藏于文字背后的诸多问题。

就经本而言，今文经学包括：《诗》，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家，皆出于伏生；《礼》，有戴德、戴圣两家，同出于高堂生；《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同出于田何；《春秋》，有《公羊》和《谷梁》两派，其中《公羊》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皆出于胡毋生、董仲舒，《谷梁》派为鲁申公所传（王绍玺：《经学思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88—290页）。古文经学包括：《诗》，毛公所传；《古文尚书》，孔安国所传；《礼》，有《逸礼》和《周官》两种；《易》，亦有费氏和高氏两家；《春秋》，有《左氏》、《邹氏》、《郏氏》三家。就经说而言，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可简要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对孔子评价不同；二是对六经见解不同；三是对谶纬的态度不同；四是政治主张不同；五是传授方式不同；六是制度设计不同。

刘歆与论争

盖汉代今古文经学之分过于明显，加之时政改革之需，经世致用之要，清儒多崇汉抑宋，因此对汉代经学用力甚多。晚清以降，学界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亦是聚讼不休。一般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刘歆，发端于《让太常博士书》，这是大体不错的。

刘歆（约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刘向少子，汉楚元王之后，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后因避哀帝刘欣之讳，改名秀，字颖叔。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歆）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汉成帝时，刘歆与其父一同负责整理和校订国家秘府中典藏，是故歆有了接触各种稀世之书的机会，此为其以后引领汉代古文经学之大潮奠定了基础。及成帝没，哀帝继位，因大司马王莽欣赏刘歆的才学，二人又曾共事，关系密切，故王莽推举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后又升为奉车光禄大夫，一时显赫朝野。与此同时，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后因助王莽改制，深陷政治旋涡，而刘歆又想极力挣脱，故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发端。而其为何作此书，《汉书》亦有说明，“（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此书之要义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盖武帝立五经博士时已言及“礼崩乐坏，书缺简脱，朕深闵焉”，是故刘歆细考“道之难全”“五经失本”之因，归为三者：一是“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二是“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三是“焚经书，杀儒生，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第二，文、武二帝为安邦定国，弘道明经，故不计残缺，广立学官；成帝亦是“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于是“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盖文帝之时，虽《尚书》“朽析散绝”，“《诗》始萌芽”，因除挟书律，“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时至武帝，“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及至成帝时，经书残缺之状仍未改变；故成帝命刘向等人校订皇宫所藏秘书，又令谒者陈农求天下遗书。

第三，宫中秘府所藏大量图书之中，有不少是古文经，而民间流传的古文经亦有很多种，此皆可补今文经之缺，以正今文经之失。盖宫中秘府所藏的古文经有孔安国所献的《逸礼》《古文尚书》及左丘明所修的《春秋》，而民间所传的古文经亦有《周官》《毛诗》及《古文尚书》等。

第四，宣帝立十四博士，“义虽相反，犹并置之”，而《左氏春秋》《逸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可补今文经之缺，更应该立。故刘歆言“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

第五，与今文经“因陋就寡、分析文字、烦言碎辞”之解经方式，“信口说而背传记”之流传方式，“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守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之脱离实际相较，发藏的古文传“皆有征验，内外相应”，便更具真实性和实用性。为此，从经传作为典礼制度的载体而言，古文经显然更具“往古”的渊源与内涵，在政治的应用上也会使“法度”有所“因袭”。

第六，刘歆对今文经博士给予了尖锐的批评，痛斥他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甚至是“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

刘歆从经之源头与经之流变，今文之显与古文之微，今文之缺与古文之全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多个层面论证了古文经立于学官的合理性。其语词之间虽饱含义愤，但其论说却既据史实，又明学理。于此，“汉儒传经之苦心”（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页）昭然。然此书一出，便招来诸儒怨恨及博士抵制，“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也正是因为诸儒怨恨和博士抵制，刘歆“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从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由此可见，这场本属于学术的论争掺杂着或多或少的政治因素，而也正是其中的政治因素导致了刘歆的失败。然而，这场失败，只是刘歆个人的失败，而非经学的失败。

之所以说是刘歆个人的失败，而非经学的失败，这涉及对刘歆论争立场的界定。前贤多数认为，刘歆是汉代著名的古文经学家，所以在这场今古文经学的论争中必然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这种推断虽符合逻辑的必然，但并非历史的必然，因为逻辑的必然并不等于历史的必然（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10页）。依此而论，刘歆所欲立于学官者《毛诗》《逸礼》《左传》《古文尚书》，虽皆属古文经，但并不能由此断言刘歆是在以古文经学家或古文学派的身份从事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关于这一点，金春峰认为，从经典上言，刘歆是兼爱今古文经之学者；从学风与学术思想上言，刘歆身上亦不存在两种学派的对立，而是统一的经学（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02页）。原因在于：其一，刘歆并不否认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此外，《春秋》亦并非史书，而是讲天人合一之道，论阴阳变幻之奥的哲学书；其二，刘歆排列五经，以《易》为首，并非基于尊重历史之因，《易》比《诗》早出；而是因《易》为天道，为道之大原所出，这显然与今文经学天人合一之论相同；其三，刘歆所著的《钟律书》，其基本哲学思想即是京房《易》学中所讲易历结合、易律结合的思想；其宇宙模式亦与今文经学所宣扬的阴阳五行架构一致（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97页）。故而推论刘歆是站在维护正统经学之立场上，为改革与扩大正统经学而进行的论争，亦是可以成立的。既然如此，刘歆虽被外放，但这并不影响汉代经学的发展。

学术与政治

学术与政治，本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的区别在于（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台湾学生书店，1986年，第166—169页）：其一，对待真理的立场不同，学术是以追求普遍性、理论性的绝对真理为目标，而政治则以追求特殊性、实践性的相对真理为目标；其二，价值的实现方式不同，学术的价值是在理论的创新之中完成的，而政治的价值，则是在制度的变革之中展现的。

不可否认的是，学术与政治固然有着各自的独立性, 可又绝不是存在于真空当中, 它们之间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深受“学而优则仕”与“修齐治平”观念的影响，故而学术与政治又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起源上讲，学术缘起于政治，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南面之术也”；“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如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其余诸家，莫不如此，故学术实乃政治所化。从影响上讲，学术与政治相互影响，学术之繁荣可辅政治之昌盛，政治之稳定亦可保学术之兴隆，反之亦然。如秦政苛严，危机四伏，故而有焚书坑书之祸，道术不传，学术隐微；汉唐繁荣昌盛之世，道术复兴，学术亦有欣欣向荣之幸。如此一来，学术与政治断难两清。

学术与政治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客观现实，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得后世学者对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互争是非，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政治之争，目的在于学官，在于禄位，如顾颉刚先生、张岱年先生等；另一种观点认为，今古文经学之争是学术之争，目的在于学统，在于门户，如钱穆先生、严寿澄先、惠吉兴先生等。这两种观点虽各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但是皆未得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本然。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学术之中兼有政治，不能作“不主杨则主墨”之判。之所以说其兴于学术，原因有二：一是今文经学的兴盛，源于汉初儒生叔孙通、陆贾、董仲舒之辈的努力，使经学复见光明，而古文经学的显彰，既得益于古文经传的发现，同时也离不开今文经学对其要义的借鉴；二是汉初所立经学博士，并无今古文经学之分，及宣帝时立十四博士，亦无今古文之分（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台北：经联出版社，1998年，第231—234页），故而今古文经学之争，乃经学内部之学术争端，而非缘起于政治之争。之所以说其亡于政治，盖因经学学术的政治化导致了经学出现了繁琐、僵化、空谈之流弊；与此同时，经学之辨愈益沦为政治的附庸与工具，最终走向衰落，而刘歆本人，亦亲尝了学术投靠政治的苦果（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第405页）。

由此可见，一时代之政治，则必有一时代之学术潮流与学术精神与之相应，此皆出于时代之需要，概莫能外；逮于时代之变，政治之衰，乃有新学术继之代兴。若就此寻之，汉儒治经学，不仅今文诸师同随此潮流、同抱此精神，即古文诸师亦是如此，一时代之学术亦由此而成，此乃历史发展之必然所造也。

（作者：张振华 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