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夏记③│最早“中国”的概念，即起始于夏人的头脑之中
编者按
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政权，也是我们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开端。夏朝建立后虽经过一番周折、过渡，但仍顺应历史之势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在诸多族系中脱颖而出，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灿烂的王国文明史的基础。《寻夏记》第3期论述夏之纵横：广域王权的时间、空间、事件与人物。
核心提示
从时间轴来看，夏王朝自公元前2070年开始，至公元前1600年被商朝取代，先后存在达471年之久，一共十七君、十四世。从空间轴来看，夏为天下之中。夏王朝生存和活动的中心区域在早期的中原地区，即豫西和晋南地区。夏王朝正是从这个中心出发，把势力延伸到全国或者天下。在夏的历史上，我们不仅要记住大禹、夏启和少康这些夏代的伟大人物，还要记住太康、孔甲和夏桀的教训。在夏代的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也很多，包括禹“定九州”、禹铸“九鼎”、启废禅让、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夏桀亡夏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让人们深思国之根本所在，勤政爱民则兴国安邦，施暴政寡恩义则亡国不远。
（一）夏的时间轴
苏秉琦认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100万年的人类起源史，1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这是中华民族的总体历程。在上5000年中，包括万年奠基，8000年起步，6000年加速。在下5000年中，包括5000年进入，4000年过渡，3000年巩固，形成了伟大的礼乐文明。在2000年中，包括2000年转折，形成了以中华法系为代表的礼法文明；1000年转变，200年转型的既波澜壮阔、一脉相承又一波三折的伟大历程。
根据文献记载和当前考古资料，夏王朝自公元前2070年开始，至公元前1600年被商朝取代，先后存在达471年之久。《史记集解》说夏，“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中也有一些关于夏的史料。
鲧、禹的事迹以治水最为著名。《诗》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为夏王。夏王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帝太康失国”。《帝王世纪》认为：“太康无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史记集解》说他“盘于游田，不恤民事”，结果造成了长达40年的“后羿代夏”。《五子之歌》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亲近，而不可以轻视。有穷氏的后羿，“恃其射”，“代夏”的时间涉及太康、中康和相时期。《左传》载：“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少康是相的遗腹子。少康长大，先做有仍氏的“牧正”，又做有虞氏的“庖正”。少康重建了夏王朝并使其统治得以巩固，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国势向上的时期。所以后世史家称之为“少康中兴”。他结束了后羿与寒浞40年左右的统治，恢复了夏王朝的政权。
少康死后，子杼立。他曾“征于东海”，夏代中兴的局面得以形成。《竹书纪年》载：“帝宁（杼）居原，自迁于老丘。”原，即今日河南济源。他率兵征伐东夷，“八年征于东海”，夏王朝进入鼎盛时期。故后人认为他具有和大禹一样的开创之功，是继大禹之后的一代名君。帝杼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君王，传说他发明了甲、铠。直至第十三世经胤甲才迁至西河，共历六世。
槐时，出现“九夷来御”的盛景，特别是“槐黄时节”成为夏王朝的一段特别难以忘怀的时刻。《史记·夏本纪》说，帝槐时代是夏代的槐黄时节，指经过杼、槐的努力，夏王朝才真正国泰民安，兴旺起来。中华民族对于“大槐树”的深刻记忆，有可能也与此相关。
然而，夏王朝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兴稳定后，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夏王朝至孔甲时，已历十三世，孔甲本人是夏王朝的第十四世王。《国语·周语》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他是夏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性人物。一是方鬼神。夏人信神，而孔甲却“违”“逆”鬼神。二是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三是食龙肉。自此，夏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夏桀，是夏王朝最后一个国王，是我国古代史上有名的暴君。夏桀是“武伤百姓，百姓不堪”。他为了“筑倾宫，饰瑶台”，“殚百姓之财”，以至于老百姓咒骂他：“时日何遏丧？予与汝皆亡。”《左传》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国语》说，“伊洛竭而夏亡”。天灾、人祸叠加，这样，夏就必然走上亡国之路。
夏朝建立后虽然经过一番周折、过渡，但仍然顺应历史之势得到巩固与发展，在诸多族系中华夏的势力脱颖而出，从而中原地区在全国的地位突显出来，并对继后的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自少康中兴以来，在夷夏斗争中夏王朝占据绝对优势，夷人几乎一直处在臣服的地位，常常“来御”或“来宾”，而夏王则常常“东狩”或“东征”。然而，刚刚由禅让制脱胎而来的世袭制不稳固，也很脆弱，统治者缺少应对世事的措施，亦缺少治国安邦的经验。初建的夏王朝刚传了一代，就被东方夷人推翻。但在5000多年文明史上，夏在由古国变成王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奠定了灿烂的王国文明史的基础。
（二）夏的空间轴
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政权，也是我们正式进入文明时代的开端。夏世代居处的地方，长期以来被称为中土、中方、中州，意思即是天下之中。最早“中国”的概念，即起始于夏人的头脑之中。《周易·系辞》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建立起宫室的是夏王朝。夏王朝建立之后，为了确立国家的权威，就着手在伊河之滨进行王城的建设，以作为王朝权威的一面旗帜。如果说伊洛平原被称为“天下之中”，那么王城所处的位置就是中心的中心了。在夏王朝存在的471年间，其都城先后进行过十多次迁徙。据传说和一些文献资料，夏曾在阳城、帝丘、安邑、斟鄩等地建立王城，在豫西的原、豫东的老丘也可能建立过王城。考古学显示，夏代的城址类遗存比较丰富，主要有王城岗遗址、夏都老丘、新砦古城、二里头遗址等。《史记》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夏王朝生存和活动的中心区域就在早期的中原地区，即豫西和晋南地区。这一区域的中心就是在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洛水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水与汝水上游地区。这是夏人走向成熟、夏王朝走向强大的基地、中枢或者说是最核心的区域。
阳城，《世本》载“禹都阳城”。
古钧台，又称夏台，是夏启大宴诸侯之地，“钧台之享”被称为中国第一国宴。夷族有反对者，启于是将都城从阳翟迁到了安邑。
夏都老丘，位于今天河南开封市。夏王朝自帝杼开始在老丘建都，共六帝，经历了216年的岁月。
为什么夏晚期把都城建立在二里头呢？这是因为二里头遗址以嵩山地区为核心，具有都邑性质，处于当时聚落体系金字塔的顶端。二里头遗址，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王城”。“河洛毓秀地，古亳帝王都。”此处“河山拱戴，天成地居”。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让原先混沌的夏代文明史陡然清晰起来。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大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四角楼、寨后、辛村5个自然村，东西长约2400米、南北宽约1900米，遗址总面积竟然达到375万平方米。在开掘过程中，发现了宫殿、城址及数以千计的墓葬，发现了青铜器及冶铜作坊，展示出磅礴的王者气象。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典型代表。由于此时的夏王朝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所以，二里头文化开启了中原地区文明变迁和更新的新阶段。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社会分工明确，社会阶层开始分化，国家权力集权化的现象十分明显。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起始，也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精髓，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杞国雍丘城。杞人以“夏人”自居，就像商的后裔称“宋人”一样。孔子在《论语》中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以杞与夏、宋与殷相提并论。
《汉书·地理志下》载：“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卷上：“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吕氏春秋》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这些地方应该也是夏的影响范围。
总之，夏朝自禹建国以来，共传了十四代、十七王。豫西和晋南是夏王朝的腹心之地。正如吴起对魏武侯所言：“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其范围就以豫西和晋南为主。可以说，环嵩山地区是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个地方，也是获取“夏”之美名的基地。夏王朝的疆域虽然主要限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但影响所及范围更大。夏王朝正是从这个中心出发，把势力延伸到全国或者天下。在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广大的领域内已经形成的六大区系中，苏秉琦特别强调“中原影响各地，各地影响中原”。在夏代，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向“天下”层面的扩展。面对天下，他们打出的旗帜即是“夏”。大禹纵横万里，影响到三星堆文化。正是二里头文化，使夏人发展和影响到深远的地方，以至于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圈！由此可见，早期的大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主要诞生和繁衍地区，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区。
（三）夏的事件和人物
总体上看，夏朝的外患常在东方。夏朝历经471年，其君位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终弟及。夏代大事不少，包括大禹治水、启废禅让、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杀羿、少康中兴、孔甲乱夏、夏桀亡夏、桀奔南巢等。
在夏的历史上，我们要牢记的有大禹、夏启、少康这样一些人物。《史记》载：“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孔子十分赞赏大禹，他说：“禹，吾无间然矣！”面对有人说禹传子是“德衰”的表现，孟子断然否定，维护了大禹的圣人形象。墨子则俨然以禹的继承者出现，他说：“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在墨子看来，“兼爱”就出于“其利人多”的大禹。就连庄子都说，“禹大圣也”。大禹是新时代的开启者，他身上的大公精神、无私精神、利他精神、民生精神，是永恒的。“禹封泰山，禅会稽”，成为永远的历史记忆。
1.禹“定九州”
“定九州”就是要进行全国性的地理区域划分。《尚书·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左传》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经启九道，就是启开九州之道。同时，“定九州”也是为了有效“监治天下”。九州制度也是一种贡赋制度。《史记·夏本纪》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禹贡制度的特点就是“任土作贡”。禹贡制度表面上是一种经济关系，实质上代表了一种上下级的政治臣属关系。在一定意义上，禹贡就代表了一方臣服和四方归顺的思想观念。
2.禹铸“九鼎”
九鼎作为传国之重器，是国家政权和帝位的象征。《史记·封禅书》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左传·宣公三年》载：“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当楚庄王问鼎于周定王的大臣王孙满时，王答得极有水平，他说：“问题根本不在于鼎的轻重大小，而在于执政者是否有仁德。”在这里，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对九鼎的象征性的独占。直到今天，“一言九鼎”“问鼎中原”还是人们常用的成语。
3.夏启建立夏王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件
在中国历史上，夏人以信鬼、信神、信上天而闻名，夏启从上天那里得到了一个“从”字。“从者，纵心所欲也。”《史记》说“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然后召集“钧台大会”。为了避开夷族的锋芒，夏启又西迁大夏，建都安邑（在今山西运城夏县西北）。为了征战有扈氏，他又发表了著名的《甘誓》。结果“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标志着原始公社的终结，阶级社会的开始。
4.夏“少康中兴”，“天下共主，九夷来宾”
少康，其最大特点在于“能戒之”，重返夏朝重“俭”、重“朴”、重“实”，“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他“布其德，兆其谋”，“以收夏众”，从而拉开了“少康中兴”的序幕，出现了“天下共主，九夷来宾”的中兴盛况。在《史记》中，司马迁用了春秋笔法。他颂扬夏启的立国，还批评太康的失国，针砭孔甲的“德衰”，斥责夏桀的“武伤百姓”。
总之，在夏代的历史上，一方面，我们要记住大禹、夏启和少康这些夏代的伟大人物。特别是大禹，他治水的功绩，铭刻人心。另一方面，我们要记住太康、孔甲和夏桀的教训。夏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物、制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大禹治水、禅让制、太康失国、少康中兴、暴桀亡国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让人们深思国之根本所在，勤政爱民则兴国安邦，施暴政寡恩义则亡国不远。商的“网开三面”，周的“敬天”“法祖”都是以史为鉴的产物。特别是“大禹治水”精神传播广远，影响后世几千年，体现了在灾难面前人自身所体现出来的主动性。
【本文作者为李庚香，系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文章原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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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申久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