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夏记④│夏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
编者按
从早期的新石器时代到夏时期广域王权的建立，中原地区先后滋养了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夏文化是有力的佐证。《寻夏记》第4期论述文明探源：夏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
核心提示
从夏文化对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是逐步进化的过程，是从发展到逐步完善、从成长到成熟的有机演进。夏文化是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一环，更是中原文明化的动力。夏文化对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开创意义，对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总根系”，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是中原地区文明乃至华夏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一）夏的文明化进程
1.夏进入了农耕社会
根据农耕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夏王朝时期是中原原始农业进入鼎盛时代，同时也是中原传统农耕的萌芽时代。广大区域内众多部落联合治水，最初邦国文明和早期部族联合，开始产生了性质上的转变，为后来夏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夏王朝的形成，符合统一的王权国家产生的历史潮流的要求，与早期农业社会发展相结合、相一致。即是说，中原地区夏朝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以农耕为主。到了夏代，农业有了明显的进步。鲧和禹相继治水，使“渥地”变成了“桑土”。农业的发展，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夏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从流传下来的典籍中可以窥察一二。《论语·宪问》中指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韩非子·五蠹》中也提到大禹治水不避劳苦，因地制宜疏导河水，消除了河流泛滥给人们带来的灾害，因此赢得了人民的赞誉和支持。要知道，禹功之一就是“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把农田灌溉看得很重要。在夏代，农业已经相当发达，粮食有了一定剩余，酒器的大量发现就是粮食剩余的最好证明。不过，农业产量的提高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并无太大关系，因为二里头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与龙山时代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但应与对季节的把握有关。正是因为有了《夏小正》，所以可以按季节安排农事活动。因为农事与天文历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夏代已有历法，进入了历法时代，记载了天象、农作物生产与季节变化情况。《左传》云：“夏数得天。”夏历促进了农业文明。夏历与颛顼历有传承的关系。夏代的农业较前取得了长足发展，就是因为当时有比较先进的历法，正因此，夏历又被称为农历。历法的创造，意味着人类对天体的认识和掌握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果，意味着农业文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夏小正》正是人们上千年观象授时经验的结集，是“天人之际”的结晶。可以说，夏代历法的出现，对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事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也显示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孔子非常推崇“夏历”，在回答“为邦”之道时，孔子提出了“行夏之时”。因为夏历把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识天象、明农时、勤耕作、实民生的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文明道路走向，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2.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都邑文明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
以二里头都邑为代表的都邑文明，不但被商、周王朝继承、发展，其后又经历后世很多王朝的传承，成为影响中国古代都城的核心文化基因。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是“聚族而居”的。夏朝建立了“邑”制。“禹都安邑。”“禹子启居夏邑。”“宫室”的出现，与文明的产生和形成密切相关。《世本》云：“禹作宫室。”到夏桀时，更作“倾宫”“瑶台”，为“琼室玉门”，这些都说明夏代已经有了大型宫殿建筑。《竹书纪年》记载：“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二里头遗址超过300万平方米的面积，具有超大的规模，有着都城的恢宏之势，都邑结构划分为官营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城市轴心南北依次排布，两侧分布为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中心区域交错分布着“井”形主干道路网，规整方正的网格化布局让城邑井然有序。在二里头遗址，人们探索到了中轴线布置的大型宫廷建筑基址群、道路交通网络、等级鲜明的墓葬遗址和祭祀遗址等，还包括遗留的双轮车辙，开创了我国古都规制体系的先河。可以说，二里头是夏代王朝的内核地区，也是中原地区文明发展的核心要塞。对于“大邑商”的影响十分深刻。二里头城邑的存在，标志着中国开始由多元的古国或邦国文明逐渐发展到了王权文明，同时表明中原社会上各个相互对抗的共同体长期并存局面的结束。3.孕育并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夏王朝的兴起，既是中华文明的开始，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夏代还未发现成型的中国文字，但已经有大量夏代青铜器的出土，还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陶范。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印证。
3.孕育并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
夏王朝的兴起，既是中华文明的开始，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夏代还未发现成型的中国文字，但已经有大量夏代青铜器的出土，还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陶范。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印证。无疑，夏人已经掌握铸铜技术。在文献中，夏代有冶铸青铜的记载。“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史记·楚世家》），说的就是禹时期铸有九鼎。《左传》曾经记载王孙满答楚子问鼎云：“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后因“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启也曾遣人进山采铜，在昆吾铸鼎。爵是一种青铜酒器，是二里头文化新创制的器物。这些青铜器加速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孕育并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如果说龙山文化为铜石并用的时代，那么二里头文化则已经进入青铜时代。青铜主要用于礼器和兵器，体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突出特点。特别是反映身份等级的礼器和用于战争的兵器突出出来，显然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使用的范畴而成为维护社会等级与秩序的工具。在这里，“九鼎”是国之礼器，更是王权的象征。夏末商初，青铜器已经扩展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伴随着青铜礼器的诞生，中原文明步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二里头的青铜文明对周边地区青铜文化产生着重大影响，夯实了中原社会发展以及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史前多元农业文明发展与社会复杂化的必然产物。青铜时代是一个伟大时代，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是由夏王朝开启的。商灭夏后，商王朝的势力大为扩张，这些青铜文化不少进入了商王朝的版图。在三星堆，我们可以看到夏、商青铜文明的深刻影响。到了周代，最终形成了礼乐文明，而其基础则是在夏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奠定的。
4.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夏朝的手工业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的范畴，铸铜、制陶、治玉、制骨等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夏代的先民们在陶器制造上延续着我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尤其是在仰韶、龙山时期一直采用的传统方式，但在品格、材质、纹路和形状上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夏代的磨光黑陶，胎薄似“蛋壳”，不但造型秀丽，制作精湛而且器表黑亮。制陶技术有所发展，已经出现了灰陶。在历史上，有彩陶代表五帝时代、黑陶代表夏代、灰陶代表殷商的推论，并且出现了以玉为美、以玉为贵的审美意识。玉石制品，意味着财富、权力以及地位，甚至王权的诞生也借助玉器。中原地区的玉石文明在夏代得以真正开启。《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理九州之洪水灾患，安定天下官民，制定了禹贡制度。传说舜帝赐予大禹一只玉制圭，以示奖励和权力交接。“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这样，玉“圭”直接和王权相联系，就使人们对玉石的使用走出了实用的层面，而走向审美的层面、礼仪的层面、政治的层面。“玄圭”意味着统治权力的传承，有着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中原地区夏玉文化的发展打开了玉石时代的大门。圭作为王权的象征，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权力，禹得到玉圭进而走上了王权统治的道路，显然，此时的玉石文化与夏王朝的王权制度有着直接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玉器也是身份的象征。许慎说：“玉，石之美者。”“怜香惜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展示出中国人是重玉、懂玉的，也是以玉为贵的。
5.夏礼为中华礼仪文化之源
礼最早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祭祀是先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生出的礼与刑一起成为统治者建构国家秩序的重要工具。二里头文化是三代礼制形成的开始，这就要求我们要追寻“夏礼”的来龙去脉，剖析“夏礼”的实质内涵。孔颖达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华民族是个礼仪之邦，这个“根”就在夏代。夏人的礼仪文化，是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第一乐章。大量发现的青铜器、陶器、玉器标注了夏的文化高度。在孔子看来，夏礼是三代礼仪文化之源，也是中华礼仪文化之源。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以青铜鼎和青铜爵为典型代表的精致礼器，向人们展示了夏王朝开创了礼制之国的先河。礼器不仅象征富有，而且是别等级、明贵贱、维护人际秩序、保护社会权力的工具。一是夏礼“朴”。《礼记》载：“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从“少康作秫酒”可知夏代的农业蓬勃发展，已经开始出现剩余，但夏人在饮酒上并不过分。二是夏礼俭。三是夏礼圆通。
夏礼作为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重要载体，其存在价值十分重要。在夏代，以鼎和爵为代表的精美礼器，就是礼文化的最好说明。“殷因于夏礼”，显然不是无源之水。从邦国到王国，从万邦到一个统一的国家，亟须一套制度、手段来凝聚、巩固。如此，结合当时的风俗习惯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的“礼”，便不能不呼之欲出了。在夏代，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已经形成。由社会分工而产生社会分化，“五服”制度体现出社会等级。从原始氏族部落的建立到广域王权的整合形成，“礼”的出现顺应了夏王朝统治阶级对于巩固权力的要求，礼制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
6.广域王权国家制度雏形已经显现
夏王朝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使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国家就有军队，就有了国家机器。“禹征有苗。”“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启征西河。”“桀伐岷山。”“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此又有了有力的佐证。
（1）夏代的“五服”制度将亲缘关系与国防制度结合，体现社会等级。夏代已经开始用“五服”来划分区域，并赋予其不同的等级内容，并且以不同颜色来彰显，对后世几千年的行政区域划分有重大影响。夏禹以帝王都城为中心，按距离远近将全国分为五个地带，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五服，指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夏代的五服制度经过商周时期的完善发展，演变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土地分封，实际上就是等级制度。五服制度对于我们理解古人的“天下观”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理解“分封制”具有重要作用。
（2）“夏道”“夏政”“夏礼”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财富。其中，“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夏人“尚黑”“崇朴”，具有以朴为尚、以俭为荣的特质。“夏后氏尚黑”，所以《诗经》中有一首《缁衣》就体现了对黑色衣裳的喜爱。夏人崇朴，不喜欢大手大脚。这一中华民族的原始基因，传之久远。子曰：“禹，吾无间然矣！”禹是夏文化的最大象征，孔子说他无可挑剔，因为他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共性品质。大禹有养民“九功”。大禹说：“德唯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唯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帝舜评价他，“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墨家还把禹的“兼爱”和桀的“兼恶”放在对立面来加以考察，认为大禹一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这本身就涉及夏王朝之所以兴衰的缘由了。
（3）夏代法制已经呈现出宽严相济的特点。夏代是从原始氏族社会走向阶级社会的起始点，因此它与原始社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大对立阵营的出现。后世史料多把夏代的刑罚管理制度称为“禹刑”。“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逸周书》卷四还有如下禁忌：“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左传》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体现出的正是宽严相济的特点。《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尚书·甘誓》记夏后启讨伐有扈氏的誓词云：“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祖即宗庙，它与社同是国家的象征。中原地区文明由于夏的建立，由最初的氏族社会迈入王国时期。国家的统治和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特定的手段来加以维护，这同时也在呼唤“法”的出现。此时，礼与刑具有着并存并立的特点。可以说，夏代的刑法制度既讲“法”又讲“礼”，既满足权力集中的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又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中，从夏王朝开始，在“礼”的基础上，随着“法”的出现开始进入了向“法制”发展的加速阶段。
（4）夏代已经有了贡赋制度。《孟子·滕文公上》云：“夏后氏五十而贡。”《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贡赋制度的确立，对于夏的“横空出世”，对于夏的“脱颖而出”，对于夏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具有极为巨大的意义。
7.夏代开始有了音乐
夏乐，具有自己的特点。《楚辞·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也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礼以乐成，到了周代，形成了伟大的礼乐文明。
8.开始出现龙崇拜
在二里头的陪葬品中，发现一件绿松石龙形器。龙形器覆盖于墓葬主人的上方，头向西北方向，尾巴朝东南。其独创的概念和出色的做工令人惊叹。绿松石饰物与镶嵌器只出现在贵族墓中，其阶级特性获得了进一步的强化。龙崇拜是原始图腾崇拜的结果，对于民族信仰和精神标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基因。
（二）夏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文明的融合、激荡与沉积，终于孕育了中国的早期文明
历史上，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竞争、权力交接、政权演进的主要舞台。夏文化与中原文明化进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夏朝文明更是夏商周文明的开山之篇，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更是中华文明谱系的源始，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源。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影响，是一个大课题。从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到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体现了我们对于文明起源规律的深刻认知。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这是就文化的起源而言的。随着中国文明化进程的演进，从“多元一体”到“一体多元”，更是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由此可知，研究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对于研究中华民族文明化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道路的背后，是中华文明演进之路。我们知道，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往往要经历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过程。从夏文化对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是逐步进化的过程，是从发展到逐步完善、从成长到成熟的有机演进。而夏王朝就是中原地区乃至中国地区一直不断地在追寻着的文明之路的关键一环。
夏文化的核心区域就位于早期中原地区——豫西和晋南一带。这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第一个王国文明。夏王朝依托于中原地区这片文明大地，夏王朝文明的产生、文化的发展，推动也顺应了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夏时期中原地区文明化发展过程中，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特点。在夏王朝之前，中原地区的生产分工和社会复杂化等文明化进程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早在庙底沟时代，之所以能够“花开中国”，铜石并用已经昭示了文明的进步，仰韶文化的繁荣受益于中原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大仰韶温暖期的历史机遇。龙山时代再次迎来环境巨变和文化格局的更迭，由大禹治水而带来的文化汇集，在这个至中之地积微成著，最终形成集中优势。多方面的因素叠加，使中原地区风起云涌，相互刺激，促进变革，呼唤着阶级社会的形成和王朝体制的建立。由此，夏文化逐渐走向成熟，使得早期的中原地区文明形成已经成为必然之势。夏时期开展了很多重要的政治变革，积累了不少政治智慧和经验，取得了丰富的政治成果和文化成就。
总之，夏文化对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深切、深刻的影响：（1）夏文化促进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核心区的形成；（2）结束了万邦众国的古国时代，开创了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政权，是我国进入王国文明的开端；（3）以夏都二里头为代表的夏都邑文明，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4）夏历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5）孕育并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6）由社会分工而产生社会分化，“五服”制度体现出社会等级。从这六个方面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夏代经济、社会、文化的面貌。这些都充分证明，夏代不但存在，而且对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影响深远、深刻。在我们看来，正是夏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文明的融合、激荡与沉积，终于孕育了中国的早期文明。由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会使人想到整个三代史。这段历史实际上就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化，真正的转折成功一直要到秦帝国的建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从古国（邦国、方国）到王国再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国家形态迈进的过程。夏积年471年，商积年555年，周积年791年，三代积年凡1817年，接近2000年。与秦以后的整部中华文明史差不多长。
夏文化对于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影响深远。夏文化与中原文明化进程是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夏文化是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一环，更是中原文明化的动力。总之，在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夏文化是有力的佐证。通过《尚书·禹贡》可知，在夏疆域范围划分九州，促进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核心区的形成。历史上，中原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竞争、权力交接、政权演进的主要舞台。但中原是一个变动的概念，也是一个弹性的概念。早期中原在豫西、晋南地区，特别是河洛地区。中期中原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晚期中原特指河南及周边地区。夏部族长期居处“天下”的中心地带。这一地区的中心就是中岳嵩山地区及其周围的伊水洛水流域。这个区域中心，核心是指济水流域，伊洛河流域和颍水与汝水的上游地区。大禹之子启建立夏朝，结束了万邦众国的古国时代，夏王朝开创了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政权。夏代是我国形成王国文明的开端。以夏都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都邑文明，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夏历促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影响了整个农业社会时期的发展。大量夏代青铜器的发现，证明夏孕育并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五服”制度体现社会等级，渗入文化层面，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几千年。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是中原地区不同文化交叉激荡而形成的强大的力量，直接促进了中原文明的形成进程，并引领周边地区一起迈向文明化发展的轨道。夏文化与中原文明化进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夏文化是中原文明化进程的加速器。中原文明汲夏礼之大成。夏礼是中原地区礼仪文明乃至华夏礼仪制度的根系。作为第一个王权国家，夏是中原地区向外进行礼仪辐射的开端。哪怕在夏之后的周，其早期人们的观念意识里，“行夏之时”也是创建周礼的根据。夏文化对中原子学的影响十分强大。墨子的“非攻”“兼爱”思想，源自大禹精神，其治水、平九州兼济天下、征伐三苗成为墨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可以说，墨子就是在“禹之道”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思想的。禹被墨子提及50次至60次之多。《庄子·天下》中明确说：“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此时的中原文化不是一种地域文化，而是一种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夏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根系和脉络，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是中原地区文明乃至华夏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总之，掌控“天下”400多年的夏文化，它对“天下”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不可小视。大禹纵横万里的治水，本身就可以看成一次天下范围的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传播和辐射。首先是二里头文化圈，其次是夏文化的辐射圈。夏文化对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开创意义，对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对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深切、深刻的影响，是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总根系”。一是促进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核心区的形成。《禹贡》全文1193字，是反映夏代国势的重要文献。《禹贡》记载了夏代的影响范围，将其划为九州。夏部族以豫西、晋南、豫北地区为其核心区发展起来，商部族在漳河流域崛起，周部族在关中渭水流域兴起。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就间接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和中原对华夏文化传承的维护。二是结束了万邦众国的荒蛮时代，夏王朝开创了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政权，是进入王国文明的开端。在新石器时代核心文化区衰落的背景下，二里头文化在中原腹地迅速崛起，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时期，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中原文明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伴随着辐射和聚变之势，天下至中的蓬勃气势更加突出。原始的中原本地区文明在广泛吸纳其他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其他地域文化又受到中原地区文明的辐射和冲击，中原元素渗透到各个区域，实现了文化的加速融合。中原地区的文明核心从庙底沟时代到夏二里头的定调，是新石器时代到农耕社会以来多方地域性文明相互交流的成果，也是国家权力的强化和王朝文明的开启，它整合了各区域性文化传统，并予以整体性的传承和弘扬，从而实现了从“多元”到“一体”的转变。可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突进，这是5000多年文明史中“加速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二里头人接受并发展了青铜冶金术，继承发展创新了诸多史前文化的精粹。二里头被称为“早期中国”，就意味着在二里头时期中国的核心文化已经产生。夏代是最早中国的孕育者，夏代之后的历史都是对最早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商周文明在吸收二里头文化精粹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创造了更系统、更有影响力的中华礼乐文明。
历史的开端从来都不是自在的，而是一个由后代不断确证的起点。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起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历史上，当中国人选择炎黄作为古国文明的开端，选择夏商周作为王国文明的开端，选择秦汉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开端，其实这些开端也就成为构成中国文明主体性的重要内涵。中原地区作为中国大地的至中地带、早期文明精华的积淀之地，处于形成中华文明大格局的起始阶段和关键地位。中原地区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影响，但又各具特色。然而，就重要性而言，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总进程中的地位不可替代，是核心和引领者。正如严文明教授指出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就像一朵重瓣的花朵，而中原文化区则是这朵重瓣花朵的中心。从“摇蓝”到“根系”，从“树干”到“花芯”，中原地区是文明的大“漩涡”，也是文化的“大熔炉”。从早期的新石器时代到夏时期广域王权的建立，中原地区先后滋养了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特别是夏时期王权国家的建立和文明的推进，为商、周文明的发展和成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对于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选择，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都起到了巨大的形塑作用。
【本文作者为李庚香，系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文章原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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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申久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