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荡气回肠的《短歌行》，透露出曹操求才若渴、唯才是举的心声。

　　世人只知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若渴，却不知道曹操三次下“求贤令”。网罗人才自然不能靠一纸榜文就能解决，但三道求贤令显然也不是在做秀，曹操求贤若渴的心态真是跃然纸上。东汉末年，原本的人才选拔制度已经走向腐朽。对此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这个举措改变了当时官场的腐败之风。

　　曹操善集众智，用众力，与“唯才是举”是一致的。曹操从汉末群雄中胜出，靠的就是广泛采纳诸多谋臣的建议，其中如荀彧、郭嘉、荀攸、贾诩、许攸等在关键时刻，都提出过重要建议，贡献尤著。而每当战胜克捷、论功行赏时，曹操对于麾下多谋善断、积极建言献策的荀彧、郭嘉等谋臣也没有忘记，而是一再突出“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并给予重奖。

　　曹操用人有格局，眼光深远。建安元年，刘备为吕布所败，前来投奔曹操。曹的谋士程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如果从把政治上的重要对手消灭于萌芽状态这一角度考虑，程的想法不无道理。但曹另有一番考虑，他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在汉室陵夷、群雄初起之时，曹操的这一人才大局观明显要高人一筹。

　　曹操用人不拘一格，亲仇不避。用亲不必说，用仇用降很值得一提。兹以张绣为例，张于建安二年降曹，寻悔、复叛，一度把曹军打得大败，曹操本人也为流矢所中，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死于此役。这可谓血海深仇，任谁也难咽下这口气。但到了建安四年，袁绍不听谋士田丰、沮授等劝阻，率众十余万南向许昌、准备一举灭曹之时，为袁绍卖命的张绣却在官渡大战前夕，复弃绍而降操。曹操居然能像没事人一样，不计前嫌，不仅允降，而且还对张绣加官进爵，封为列侯。这种用人的雅量，充分反映了曹操非凡的政治家气度。

　　当然，“唯才是举”，既有积极的成效，然而，也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因为“德才兼备”是我们民族一贯的用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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