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笔谈③ | 郭华巍：与古为新 浙学与中原学的互动与互鉴
编者按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知识变革、提供思想先导，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迷思。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宏观与微观之分，中原学是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为进一步把握中原学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方向，推动中原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南社会科学杂志社策划了“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笔谈，约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从文化学、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原学、地方学建设提出创建性意见和思考，大河网学术中原持续转发推送。
中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产生了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与学术思想，中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孕育了中国的汉字、姓氏、制度等文化，还涌现了《易经》《尚书》《诗经》《黄帝内经》等一系列文化元典。因此，“中原学”既是具象的地域文化，又蕴含着抽象的整体的民族文化基因。虽然“中原学”概念的提出较晚，但其研究对象及内容绝非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与精髓。
“浙学”概念最早由朱熹提出，主要指“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态，在其发轫、生成、发扬过程中，逐渐整合了“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应务”等文化基因与内核，并成为融合传统中原文化精髓与地域文化特质于一体的阐发儒学要义的主流学问。因此，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学术和文化格局中的两种传统、两座高峰。
一、源与流——中原文化对浙学的催生与演绎
春秋之前，浙江作为偏僻的吴越之地，民情物态及文化形态都与中原存在较大差异。但历史上的中原地区经历了多次战乱，每一次重大历史变更，造成众多世家大族与百姓集体南迁，也带来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激荡与交融。其中，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宋室南渡三次大规模南迁，对浙江以及浙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
（一）永嘉之乱与中原王室的南迁
公元311年，五胡乱华下的西晋永嘉之乱，中原王室首次大规模南迁，大量北方士人携带文化典籍南下。如迁至会稽地区（今浙江）一带的，主要有颍州鄢陵（今河南鄢陵）庾氏、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谢氏、陈留（治今河南开封市祥符区东北）阮氏等。对江南地区以及浙江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江南山水之美的发现与山水诗的产生。农业文化的北方先民，对于自然山水主要是生存的依赖（农业生产），极少以审美的眼光去打量。衣冠南渡的北方士人，走进与中原风物迥异的江南山水，敏锐捕捉到自然山水的情趣、诗意与生命，由此也带来山水诗、山水画等文学艺术的勃发，丰富并滋养了中国文人的文化、精神与哲学境界。谢灵运、吴均、王羲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二是江南地域文化被重构。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集体拥入，推动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相互融合，极大地冲淡了吴越尚武好斗的民风，让江南崇文重教之风日盛。如谢安、谢万、孙绰、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等40多位名士共同组织的兰亭集会等，推动了江左文化的发展，此后江南地区包括浙江的文化精神为之一变。
三是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中原文化对江南文化的重构，使江南地区在礼乐文化、仁爱思想、家国情怀等层面向儒家文化倾斜。无论是王导的“新亭对泣”、谢安的“东山再起”，还是祖逖的“中流击楫”……南迁士人始终以恢复中原正统为理想，洋溢着崇高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意识，增强了中原文化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安史之乱与中原士民的融入
唐代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的湖州、杭州、越州（绍兴）等地，再次成为北方士民的重要集聚地。其影响为：
一是增强了江南士人对仕途事功的进取之心。北方士民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积极的仕途进取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江南的士风与文化。如来自中原建安（今河南许昌域内）的江文蔚在后唐辖下的今天的温州乐清地区受重用后，为该地的科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此后，江南地区的科举文化日盛，明清时期，江浙一带进士人数远超北方。
二是打造了融合江南地域特色的唐诗高地。安史之乱后，流放湖州的颜真卿及河南洛阳的陆士修，与浙江诗僧皎然等，在湖州掀起了以联句为主的诗歌盛会——浙西联唱，形成了“吴中诗派”，推动中原文化与浙西湖州的地域文学传统实现深度融合与互动。此外，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大批中原诗人，与李白等，在浙江走出了一条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浙东唐诗之路（《全唐诗》中，有500多位诗人曾游历浙东，约占收载诗人数的1/4，留下诗作2500余首）。
三是凸显了对回归中原的文化与心理认同。公元907年，钱镠就被梁朝（后梁）册封为吴越王，钱氏奉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在乱世中保一方平安。钱氏及其子孙皆崇尚儒学，专设通儒院以延儒士，后世诸王始终尊奉中原王朝，末世钱弘俶更是顺应时势“纳土归宋”。
（三）宋室南渡与“浙学”的形成及发展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政治与文化中心南移至杭州。大量中原士大夫随同宋朝统治者南迁，将中原地区的学术思想和文化传统带到南方，浙江成为文化与学术重要集聚地。中原学者将自身深厚的学术传统与浙江本土的地域文化结合，催生了“浙学”的兴起。南宋时期，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浙学进入繁荣时期。
一是提出了“浙学”的概念。南宋大儒朱熹首次明确了“浙中学者”“浙中之学”等概念，用来指南宋浙江的实学。他以批判视角对“浙学”持否定态度。当前学界认为，狭义的“浙学”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实学。广义的“浙学”则以汉代王充为开端，至近现代章太炎、王国维等人均在“浙学”传统之中。
二是开启了“浙学”的体系建设。如“金华学派”吸收中原文献学，以史学见长，兼通北宋经学，是“浙学”的重要源头。两宋时期，浙西、明州、永嘉等学派的兴起与交锋，共同开启了对“浙学”分支体系的构建。
三是参与了中原地区宋明理学的学术互动。“浙学”诸学派从中原儒家仁道思想出发，既注重心性理学，又强调经世致用，对宋明理学进行拓展。无论是注重理学与心学的吕祖谦，还是陈亮的“事功”思想、王阳明的“心学”“知行合一”，均在中原宋代理学基础上有所发展，更加突出经世致用的儒学精神。
二、古与新——“中原学”与“浙学”的现实观照及重要意义
千余年来，中原地区围绕公与私、道与德、礼与乐、天理与人欲、王道与霸道、知与行、体与用等文化思想，进行了激烈交锋，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民胞物与”等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体系，也成为今天中华民族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的学理基础。而浙江在继承与发扬中原文化的基础上，重塑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学术体系，浙学在学术思想上更加注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义理与事功相结合。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成为“中原学”与“浙学”共同的新的文化使命。这也是更好发挥传统文化以古鉴今、以史育新重要价值的关键之所在。
第一，赓续历史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原是春秋礼乐、传统儒家等文化的重要原生地，“诸子争鸣”而又“百家相融”，儒释道“各显神通”而又“三教合流”，缔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基因。对中原学的传承守望与创新发展，不仅对增强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区域意义，而且可以为探索中华文明的演进路径与内生机制作出积极贡献。浙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有着“万年上山、七千年河姆渡、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百年红船”的厚重历史文化，在发扬以“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为要义的“浙学”的基本精神中，丰富了“以民为本”的政治观，形成了“工商皆本”的经济观，涵育了“崇义养利”的价值观，拓展了“和合兼容”的文化观，发扬了“求真务实”的实践观。通过钩沉浙学千年文脉，推进新时代的浙学创新发展，可以窥视中华文化之美、增强文化自信。
第二，立足时代所需，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区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当前，为实现河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勇争先、更加出彩”，中原学已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河南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和内容。对浙江而言，同样面临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使命要求，正着力以创新发展的“新时代浙学”助力实践创新，持续为“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注入文化力量、提供思想支撑、贡献方法策略。这也都要求更好挖掘和发扬中原学与浙学“自强不息”“求实创新”的精神内核，结合时代要求进行阐发，转化成为时代发展所用的文化养分，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原学”和“新时代浙学”，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区域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与文化支撑。
第三，推进“两个结合”，建设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区域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实践中推进“两个结合”，无论对中原学还是对浙学，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激活地域文化基因，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明基因，守正创新、推陈出新，积极发展反映时代要求、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努力建设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区域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加快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强省，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出新时代中原学、新时代浙学的积极贡献。
三、守与进——强化“中原学”“浙学”在当代的学术互鉴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安阳殷墟考察，为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指明方向。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赋予浙江“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的重大使命。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要以敬畏之心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脉，同时，“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时代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一）中原学与浙学的互补共生
早在2006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指出，“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原学和浙学就是两个区域文化中心的学术表达，由于中原学思想体系清晰，已与炎黄学、黄河学、新宋学等共同成为河南地方学研究中的“显学”。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二者具有很强的思想互证、学术互鉴、审美互通等特征。
一是思想互证。中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民胞物与、变易求新、和而不同等思想观念，是浙江思想文化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浙江文化中的义利兼顾、知行合一、多元共生等思想精神，与中原文化既相互印证又相互补充，厚植中原学与浙学研究的现实基础。
二是学术互鉴。中原学的核心是对中原历史文化基本问题的研究，内容上从根性、谱系、基因、精神四个方面，由古入今、从文到人逐块切入，旨在继承和发扬中原优秀传统、凝练中原文化精神、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原学相比，浙学更具思想个性，体现出较强的经世致用学术品格。两者在学术上互为两端又恰好可资互鉴。
三是审美互通。从中国传统美学之“道论”出发，形成循于道、发于情、悟于心的“美在道情”的中原美学观，主要表现在“意境”“人生境界”“化境”三个层面，目的在于实现万物和谐、美美与共的人类理想生活图景。浙学中的宋韵之美，既包括两宋时期特别是北宋辉煌的文化艺术风韵，也涵盖宋代人格气象神韵，更指向南宋时期的文人化审美艺术风格。中原美学为浙学的宋韵奠定了气象，而浙学则传承并丰富了中原美学的内在神韵。
（二）推动二者的交流与合作
中原学与浙学，不仅是源与流的关系，更是彼此间互学互鉴、实现融通发展的重要参照。当前，浙江正着力建构具有新时代视野的“新时代浙学”——既关注传统浙江文化及学术资源的梳理、阐释、挖掘与传承，又立足新时代浙江实践的创新发展，凸显浙学在新时代的价值意义，切实担负起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两地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强化合作与交流：
一是突出地域文化研究的地方性与多样性。将地方文化放在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考察，是发掘地方文化研究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的重要方法。通过深入探索中原学与浙学的催生与演绎，可以把握好中原与浙江地方文化研究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从而更好突出中华文化与文明多元一体的整体性与丰富性特征。
二是积极探索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模式。中原学与浙学的研究谱系，有着各自内在的逻辑结构与体系。一方面，以跨学科思维进行综合审视与把脉，已成为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另一方面，浙江正通过开展浙学与徽学、与江南文化等比较研究、互动研究，探讨区域学术学派之间的嬗变及关系，也期待今后浙学能与中原学形成从项目到资源再到机制的深度合作。
三是一体化推进地方文化的研究阐释传播工作。当前，浙江正推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浙江探索“十大行动”，浙江省社科联正通过持续打造“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与您同行”“大家写小书”“千人宣讲·百人访谈”等平台机制，找准浙学研究与社会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契合点、共情面，不断提升浙江学术社会影响力。从中原学与浙学的关系特点来看，两地在这方面更是有着先天的学术基因、共同的文脉优势，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可以通过中原学与浙学的互动互鉴，加强研究阐释传播工作，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与交流。
河南与浙江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不仅决定了两地文化建设及社科事业的发展路径，而且已成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以对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与研究传承为基点，通过深入的切磋对话、互学互鉴，才能更好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从而与古为新——持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综合构建新时代发展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生态，共同深化涵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础与价值取向。
（作者：郭华巍，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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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申久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