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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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制度，但延续千年的以“民告官”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包括行政诉讼制度在内的当代司法体制的重要渊源。这一传统体现在“为民申冤”的直诉制度、“便民告官”的越诉制度、“以上制下”的申控制度、“从严治吏”的监察制度等方面。

　　一般认为，行政诉讼制度是现代民主和宪政的产物，我国古代不存在行政诉讼。但是如果用行政诉讼的基本特征——“民告官”来衡量，中国古代是存在行政诉讼的形式的，且与现代行政诉讼有许多相通之处。

　　“民告官”的制度类型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其政权稳定，建立了多种救济制度来体恤百姓，安抚民生，防范并制止各级官员滥用权力。其中，符合“民告官”基本特征的具体制度主要有五项。

　　采风。就是国家统治者派专人负责到民间采集四方风俗善恶，代语歌谣的活动。通过采风，统治者可以观政之清明，官之清廉，同时也是国家提供的救济人民权益的最原始途径。《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说的是周代曾设置“遒人”之官，其职责是敲打木铎于乡间道路，听取人民的呼声，征求人民的意见。春秋时代，管仲在齐国创造了“问事”的制度：“问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除人害者几何矣？”“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这实际上是统治者在直接听取人民控诉申告。

　　直诉。是指在个别案情重大和冤抑难申的情况下，人民可超越一般的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序，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申诉的制度。从表面上看，这种制度仅仅是允许当事人越级诉讼，但从案件性质上看，往往是民告官案件，因为一般的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是无需最高统治者亲自处理的，只有民告官的案件在地方上是很难讨得公道的，法律才特设此道。直诉制度起源于周朝的路鼓制度。所谓路鼓，即“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唐朝的直诉制度则更为具体。《唐律·斗讼》曰：“即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诉，而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此后，宋元明清，都有直诉制度，而且愈加完善。通过直诉途径，最高统治者能够发现冤假错案，发现官吏为非作歹，通过对错案的纠正，对受害当事人进行救济，进而达到政通人和的目的。

　　越诉。即越级申告控诉，越过本司本管官员进行控诉。越诉因严重扰乱司法秩序，历代都严行禁止。但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防止基层官吏滥用权力、堵塞讼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曾作出了许多例外的规定。表面上看它仅是一种诉讼程序制度，实际上这些规定目的在于提供行政救济的功能。宋律规定，司法机关对于渎职行为，当事人可以越诉。为了革除弊端，整饬吏治，南宋统治者一方面设立“民事被罪法”，重处官吏额外讲求、肆意科配的行为。另一方面增置越诉之法，扩大百姓的诉讼权利，以越诉悦百姓之心，从而达到宽恤民力、恢复生产、巩固政权的目的。以后的明清时代，均有类似制度。明代规定“若告本县官吏，则发该府；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则发按察司”。清代规定“凡在外州县有事款干碍本官不便控告，……上司官方许受理”。

　　监察。监察制度是我国古代吏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统治者经常派员在全国各地巡回监察地方官吏，接受人民的申控，它既具有监督功能，又具有救济功能。监察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据说那时就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汉武帝时代建立了刺史制度，“刺史掌奉诏察州，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这说明老百姓可以对官吏这六个方面的贪赃枉法、损害权益的情形向刺史控告，寻求救济或保护。唐代继承了汉代的六察制度，宪宗元和七年敕：“前后累降制敕，应诸道违法征科，及行政冤滥，皆委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其中的“违法征科”“行政冤滥”主要是针对官吏违法行政、滥用权力、损害百姓正当权益的情形。

　　拿官。拿官是明太祖为了打击贪赃枉法、滥用权力的贪官污吏，也为了保障人民的正当权益，专门给人民设立的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他明确授权人民捉拿贪官害吏送惩：“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保举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

　　古代“行政诉讼”的特征

　　古代的民告官制度与现代的行政诉讼有许多相通之处，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民本”思想是古代“行政诉讼”的理论基础。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在治国安邦的实践中形成的智慧结晶。它滥觞于殷周时代，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经由孔孟建构为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石，且在历史上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珍贵的历史遗产。民本思想强调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并把民心向背看作政治兴衰的关键，主张国家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王者应以民为天等。《尚书·五子之歌》云：“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明确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古代行政诉讼发挥了救济百姓权益的功能。行政诉讼的基本功能是救济当事人自身的权益，因此，与一般的检举控告不同，后者的直接目的是监督控制官吏，不见得与控告人自身利益有必然的利害关系，这也是行政诉讼与一般的对官吏监督制度的重大区别。

　　“民告官”案件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诉讼的程序特征是当事人双方对抗，法官居中裁决，不同于一般的上下级的监督程序。古代民告官案件有多种多样的方式，直诉、越诉、上诉不用说，属于诉讼模式，有些看似不是诉讼程序，如“采风”“监察”，但实际上采用了当事人双方对抗、法官居中裁决的模式，实质上具备了诉讼特征。如监察官在巡行时，平民通过拦车喊冤、投书揭发或告密、击鼓申诉等方式反映情况，监察官受理后要调查取证，召集双方质对证词，而后作出处理，基本上按照诉讼程序处理。也正因为这一特征，其才能称作诉讼制度。（姬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