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很有成绩的文学家。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关于曹操的文学造诣，鲁迅先生曾以“改造文章的祖师”作为评价，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在军阀割据的战乱年代，曹操竟能笔耕不辍，横槊赋诗，挥就佳篇无数，确实配得上文章祖师的名号。

　　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继承了乐府的传统，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开一代诗风。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他的诗作《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相传曹操“登高必赋”，每赋“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诗现存的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辞，且大都是乐府相和歌辞。这与他一生爱好音乐并精通音律有关。他的乐府诗往往突破旧题的限制或自创新题，继承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反映社会现实，抒发思想感情，在娱乐性的歌辞中融入个人的人生感慨，而又不太顾及诗的整体结构的严密，反映了他在艺术上也不受传统习惯束缚的“通脱”性格。所谓“通脱”就是行为举止无所拘束而不偏执。

　　曹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曹操的思想开放，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落实在政治、治军、治家的行动上。他对儒家并不一概废弃。各种政治主张，思想观念都是工具，只要对统一国家，巩固权力有益，就拿过来用。由于讲实用，他对传统思想的突破，就更大胆，更自然，更显得理直气壮。既有为我所用，敢作敢为的处世态度，又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曹操为文自然有通拓，清峻，质朴的风格取向。 思想自由，持论通脱，易使散文创作具有任气，随意的特点。曹操作文，全是随意而为。由于“随意”，故其为文能说真话，求真美。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还有那些描写乱世景象的著名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被传诵了千年，试问有谁不知，他用他宽广的胸襟，豪迈的气度，倾吐着他的宇宙人生，读来让人畅快！

　　他所以取得如此成绩，有时代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因素。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此当是一个共性的原因；曹丕说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典论·自叙》)，曹植说操“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武帝诛》)，此当是曹操特有的因素。曹操及其乐府诗，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与背景上成为建安文学的先锋。他的无所顾忌的个性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使他十分成功地在汉末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旧曲填新词乃至创新曲新词的狂飙。他将自身的感慨，迷茫，悲哀，激奋融进那些形制尚不免有些粗糙的乐府歌辞中，把一向不被重视因而也常常不署作者名的乐府诗提升为文人作品。因此建安文学后来发展的主流，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继承了曹操乐府诗的精神特征。正是在曹魏这种重视文化的氛围下，才出现了闻名后世的“建安文学”以及“建安风骨”，使得汉末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

　　在统一北方的混战中，他还十分注意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建安五年击败袁绍后，下令“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曹操还将蔡邕的女儿蔡琰从匈奴迎回，命其整理蔡邕的文稿，同时讲其藏书之事，蔡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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