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黄河研究⑤| 饶明奇：世界著名治黄专家潘季驯的“束水攻沙 黄淮运同治”之法
编者按：“黄河宁，天下平”，真实立体全面讲好黄河故事，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凝聚精神力量。2014年出版的《政治黄河研究》对我们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综合治理、高质量发展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该书分为政治中心篇、战争篇、职官篇、政治人物篇、著名河官篇、法规篇、治黄与治国篇七部分，围绕政治黄河这一中心，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述。今天起，学术中原将陆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第五期推《世界著名治黄专家潘季驯的“束水攻沙 黄淮运同治”之法》，本文经原书作者、学术中原特约专家饶明奇修改，更加通俗易懂，供大家品读。
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生，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明嘉靖进士，是16世纪中国著名的治黄水利专家，从嘉靖至万历年间四次奉命治理黄河，长达27年之久，曾数度到达徐州，采取“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法“治黄通运”，并且制定“四防、两守”制度和岁修之法，成效显著。素有“千古治黄第一人、运河之子”之誉。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春，潘季驯在北上赴京参加殿试的途中，首次见到黄河，但见“河中沙渚累累，操舟者寻隙而进。”冥冥之中竟与黄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导致徐州地区一片汪洋。潘季驯初任总理河道，由此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治河生涯。
早在隋炀帝时期，大运河和物流的终点是长安、洛阳，故徐州以北的会通河，还没有成为漕河主干。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对南粮北运的需求程度增加了，开通北运河成为迫切的战略任务。元朝廷利用隋唐以来原有河道和某些天然河道，相继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开通了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并且在京城的积水潭、什刹海修建了终点港，此时的京杭大运河才真正做到了名副其实。由于京杭大运河自北而南，必然要与自西向东流的黄河相交。特别是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开封）留守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开封附近掘开了黄河大堤，使黄河夺泗入淮，首开黄河南北游动和南下侵淮的先河，由此开启长达700多年的黄患历史。
黄河沙多水少，河床淤积越来越高，“黄高于徐，淮高于泗”成为高悬在人们头上的“悬河”。如黄河北决就会冲淤徐州至济宁段的运河（会通河），截断漕运的大动脉。自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黄河先后决口达57次。由于运河中段（淮安至徐州的河段）完全是借用夺泗入淮和改道后的黄河通航，故称“借黄行运”。引黄济运，虽然能够饮鸩止渴，却给沿岸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隐患。迁徙无定，或决、或塞的黄河以及长期挟带的泥沙，始终成为治河、保漕、安运的巨大障碍。
为了寻找治河的答案，潘季驯深入实地，查考大运河屡淤受阻的原因。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一月十一日，潘季驯提出了早期的治河思路：“治水之道，不过开导上源与疏浚下流二端”。当时，朱衡主张先将昭阳湖西南之南阳至留城“新河”先行修复开通。潘季驯则主张先复贾鲁古道，“新河”土浅泉涌，劳费太多。但是，明朝廷为了确保漕运，采取了“用衡言开新河，而兼采季驯言不舍弃旧河”的策略。由朱衡主持由“鱼台、南阳抵沛县、留城”之新河开凿。而“浚旧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荣城，由此与黄河会”的故道治理任务，交由潘季驯来完成。
然而，正当新河与旧河将要首尾衔接之际，黄河从沛县决口，冲毁了新河上筑成的马家桥大堤。一时“罢朱举潘”之说纷起。但潘季驯对此没有幸灾乐祸，而是顾全大局，再次上书朝廷：“新河已近完工，不能稍遇挫折，而前功尽弃。”并且主动地提出，先集中力量将新河建成，再着手对黄河的贾鲁故道实施疏浚。明朝廷十分重视潘季驯的意见，立即准奏。
经过潘季驯和朱衡协力“建坝、置闸、厚堤、密树”，先后修筑了马家桥大堤3.5万余丈,石堤30里，并且疏浚河道96里。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九月上旬，终于使新开运河和疏浚的旧河完全沟通，大功告成。经过治理，使漕运的效率提高了17倍。
明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九月，黄河在邳州、睢宁一带决口，“自睢宁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明朝廷再次任命潘季驯总理河道。
潘季驯到任后，亲自赶往邳州视察决口，调查灾情。他还不顾个人安危和病痛的折磨，亲自指挥堵口、筑堤。在实践中，潘季驯欣喜地发现：当河水穿越相对狭窄的河道奔流时，就会出现大浪淘沙“如汤沃雪”的现象。于是，一种全新的“以堤束水，束水攻沙，挽流归槽”的治水思路油然而生。潘季驯在《议筑长堤疏》和《趱赶粮储疏》中分别指出:“必须筑近堤，以束河流，筑遥堤，以防溃决。长堤坚固，水则无处泄漏，沙随水走”。为此，潘季驯亲率军民日夜堵决固堤，动用人工5万，修堤4万余丈。
然而，潘季驯当时的治河之法与张居正以及前任河管总督翁大立的意见有悖，张居正对潘季驯许诺，只要泇河开成，就可封他为工部尚书。却遭到了潘季驯婉拒，他认为“泇河与黄河相首尾”，如黄河“南决淮扬，北决丰沛”，而“泇处中，将焉用之？”由于潘季驯不趋附权势，坚持真理，竟然遭人陷害。因黄河畅通后运输船只发生漂没事故，他被人告了一状。隆庆五年（1571年）十一月，潘季驯被削职为民。
明神宗继位后，经张居正举荐，明朝廷于万历四年（1576年）颁布圣旨，命潘季驯以原职巡抚江西，兼理军务。潘季驯一时思绪万千，想到自己二任河道总督时所遭到的种种不公待遇，就以身体不支为由，上书婉辞。张居正获悉此事，一方面上奏朝廷，称赞潘季驯“早负才名，雅有清望”；一方面还以私人名义给潘季驯写信，为几年前的事情道歉。
万历四年（1576年）七月及次年八月，黄河又在徐州决口，淮河受黄河胁迫亦决溢，并向南流去，致使河漕矛盾更加尖锐。明朝廷虽然恢复了潘季驯的官职，且河漕事权合二为一。但是，摆在潘季驯面前的难题，却远远超过了前两次。复杂的官场人际关系，以及黄河夺淮、河漕泥沙淤积，以及运河干涸、急需补水等堪称世界级的难题，再次把潘季驯逼上风口浪尖。
明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潘季驯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六月，潘季驯根据勘查结果，针对黄河沙多和下游黄淮运交叉的复杂局面，向明朝廷递交了一份著名的《两河经略疏》，提出了综合治理黄淮下游的基本方针，即：“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合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的治理原则，并且进行综合治理。在处理水沙方面，潘季驯提出“束水攻沙，以水攻沙”的治水方略。由他指挥河工在徐州以下河漕高筑大堤，修复高家堰和黄浦、崔镇等3处决口，“逼淮水尽出清口”，挽河归漕，束水攻沙，以解淮扬地区的水患，从而实现以洪泽湖调蓄洪水和“蓄清刷黄”的目的。
潘季驯当时还提出“息浮言，惩污吏，查怠工”的要求。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潘季驯先后参奏罢免了一批怠慢河工、妖言惑众的河官和地方官吏。他以清口为中心，将北起徐州、南至扬州的河道工程分为8个大工区，每个大工区设1名总管官和2名副手，每位副手再配10名下属官员，从而形成了一个条块结合、统筹有力的指挥系统。
由于潘季驯决策科学，事权统一，指挥得力，修筑高家堰60余里，归仁集堤40余里，柳浦湾堤70余里，堵塞崔镇等大小决口139个，修筑两岸遥堤5.6万丈，缕堤40余里，砀、丰大坝各一道，栽种护堤柳林83.22万株。高家堰大堤全线加固修复后，终于使洪泽湖成为一座功能具备、蓄水在31亿立方米（校核洪水位库容为135亿立方米），水面积为2069平方公里的巨型人工水库，是当时中国乃今世界上坝工完整和真正意义上的最大平原水库。当水位在14.56米时，其湖面积可达2342平方公里，容积达77.26亿立方米，不仅使淮河洪水得到调蓄控制，还为周边280万亩农田灌溉、灭蝗压碱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还可为京杭大运河的航运补水、城市供水，甚至当代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水量调蓄和渔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万历七年（1579年）七夕，治河工程即将大功告成。是年冬，两河工程相继竣工，令明朝廷揪心不已的漕运难题迎刃而解。从万历七年起至万历十五年，徐州附近一段运河，年年安澜。张居正闻讯，大喜过望，专门写信向潘季驯致贺，认为他“公之功不在禹下矣”。潘季驯为治河长期餐风露宿、积劳成疾，加上厌倦官场斗争，曾多次打报告要求告老还乡，但均未获准。
万历八年（1580）四月，正值潘季驯60寿诞之际，朝廷下旨加封潘季驯为太子少保，升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明神宗称赞他：“以水治水，计虑出于万全；知人任人，率作先乎众职。”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潘季驯改任刑部尚书。然而，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五月，潘季驯因打抱不平，力主“宽刑仁政”，却遭到了御史李植的陷害，七月十七日，潘季驯第二次削职为民，返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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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姜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