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笔谈④ | 胡大雷:地域学研究的四大维度 以“桂学”与“中原学”为例

来源:大河网
时间:2024-04-19 09:15

  编者按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知识变革、提供思想先导,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迷思。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宏观与微观之分,中原学是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为进一步把握中原学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方向,推动中原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南社会科学杂志社策划了“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笔谈,约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从文化学、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原学、地方学建设提出创建性意见和思考,大河网学术中原持续转发推送。

  所谓地域学,即以地域为核心的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系统知识、学问、学说的总和。首先是以中国的历史进程与空间范围为限定的地域,各个地域又都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宏大背景进行研究。虽然说地域学研究是讨论地域文化的总体问题与诸个文化发展分支,讨论其基本构成,但是,地域学研究还是有重点关注的指向目标。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地域,地域学研究以“地”为本。其次,地域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这个地域的人,地域学研究以“人”为主。再次,知识、学问、学说的支撑是事件,现时代非常重视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地域的故事,地域学研究以“事”为要。最后,地域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现实服务,探讨其实现现实价值的路径以及服务社会的方法,是为了本地域更好地发展,地域学研究以“用”为重。

  其一,地域学研究以“地”为本。徽学、藏学、蒙学、蜀学、湘学、楚学、岭南学、桂学、中原学等地域学,都是以地域相称,故地域学都有独特的区域性视角,应以各自区域性的内容为内涵与重点。各地域处于祖国各地,地貌、气候、物产等外在环境不一样,在文化上就会有诸多相异之处。中华大地区域广阔,在地理上有中心地区与边疆地区之别,在文化上则有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别。中华文化处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之中,各地域所处或中心区域或边缘区域,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又各自有着优势。广西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喀斯特地貌,是青藏高原的高原生态与我国沿海平原的平原生态的接合部,广西区域既有山区的相对闭塞,又有沿海的开放环境,这是桂学的生存环境,同时广西区域又是祖国的边疆地域、偏远地区,远离文化中心。整体上看,桂学要探讨边缘地域远离文化中心,如何对中心地域产生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有无竞争力,而其地域的偏远又连接人口众多的东南亚,中华文化的传播要经过此地,汲取外来新思想要经过此地,于此可以看到桂学的魅力所在。广西地处边疆相对闭塞,但又面临大海处于开放的、接受新事物的前沿,同时广西也处于中华文化向东南亚传播的前沿,这形成了“桂学”既相对闭塞又开放的特性。比如,据唐人段成式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所载,秦汉时代邕州“南中怪事”有叶限姑娘的故事,这与西方灰姑娘的故事如出一辙,那么,经北部湾这条通道,是海外的民间故事传入我国,还是我国的民间故事传入外国?尚待考证。

  就中原学而言,中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大部为平原,地平而交通便利,利于人口的流动与聚集,尤其是后者,充分认识中原地域的特殊地理生态系统,就可以理解中原学为什么内涵广阔、形态丰富。中华传统文化,长期以来是以中原为中心的观念,从这个视角看,中原学应该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因其地域上据“中”的特点,虽然中原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中心,但却不是中华文化向外域传播的前沿,所以需要探究这样的问题:中原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代表中华文化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传播出去,就应该是中原学研究的重点。作为远离与世界交界地带的地域,又怎使新思想、新文化传播进来,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也应是中原学研究的重点。地域上的特点,构成了中原学的特殊形态,独特的地域环境使中原学研究更要强化国际视野。从中原地域来看,作为中华中心区域的文化,怎样向四周辐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原学的魅力。古时有“以夏变夷”与“以夷变夏”两种说法,各有事例,桂学与中原学刚好处于“夷”“夏”的两端,值得深入研究。

  其二,地域学研究以“人”为主。虽然说地域学研究首先是确定地域,而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应该把各个地域的世居人口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从古代起,中华大地上居住人口的特点是流动与稳定相结合,就流动性而言,总的趋势是由北向南;就稳定性而言,中国人“安土重迁”,如中原地区的愚公移山故事,面对家门口“出入之惩”的两座大山,愚公坚持不搬迁,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世世代代居住于此。中华各地本地人与外来户、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是在这样的流动与稳定相结合中形成的。就桂学而言,广西地域的多民族性决定了桂学研究的首要研究对象是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各民族来到广西这片土地,怎么融合,怎么共同建设祖国边疆。广西作为多民族地区,无论是唐宋还是元明清时期,境内的民族冲突从未间断,但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和谐相处,在某种程度上,广西是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民族和谐相处的典范。因此,广西区域最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是和谐。而就中原学来说,虽然说中原是全国之“中”,但也有时间段是少数民族地区,如北魏鲜卑族在洛阳建都,汉人在鲜卑化,而同时鲜卑人在汉化;又如金朝女真族在开封建都,其女真族与汉族的融合情况是研究的重点。中原学既要讨论各地各种人来到中原的民族融合,如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女真族与汉族的融合,又要讨论多样性的各民族文化和谐、融通,造成了中原学在形态方面统一于中华文化、又具多样化的特性,中原学要论证、阐释各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如何成为中原学之魂、中原学之精神。民族融合的视角,将使中原学研究变得更加丰富,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

  就中华文化的大视野来说,关于中原学“人”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人”怎样从中原走出去的问题。桂学研究,更多的是研究广西作为边疆地区怎样接受中原文化、怎样接受了中原的“人”。而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中原的“人”走出去,才意味着中华文化传播到各地。比如谢灵运走出河南到浙江,开创山水诗,青史留名;又如客家人,传统的观点认为客家人之源在河洛,他们的国内迁移与国际迁移,让中原文化走了出去。因此,中原学研究,不是封闭起来只研究中原的“人”,而是要看到中原的“人”如何走出去、中原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这也是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

  其三,地域学研究以“事”为要。各地域之学,都在总结概括出本地域中有着突出重要意义的、作出特殊贡献的一些学问、学术或问题。各地域之学,都具有各自的重点,而这些重点都是以历史事件、地方故事为支撑的,如何讲好桂学故事,如何讲好中原学故事,这也是地域学研究的要点。桂学作为广西地域的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系统知识、学问、学说的总和,其中心问题和重点就在于国家的边疆治理与发展、各民族的和谐与融合。而国家的边疆治理与发展、各民族的和谐与融合的凝聚点,就是广西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秦始皇发五十万大军分五路攻岭南,汉代的交趾建州,历代统治者从羁縻制、土司制再到改土归流的少数民族政策,清朝的太平天国事件,清末的援越抗法,孙中山的桂林北伐誓师,桂系在民国的地位与曾经发生的作用,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等。这些作为凝聚在广西历史上重大的“事”,其指向都是与广西精神的发扬、广西地域自信心的建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桂学作为学问、学术的支撑、支柱。历史上的广西并非长期落后于全国,许多领域也有领先于全国的事例,但进入近代,受边境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广西逐渐落后于全国的发展。无论是落后还是领先的文化现象,从桂学传统中都能找到某些缘由的一贯性,从而加以规避或借鉴。

  就中原学而言,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太多了,什么是中原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中原学的学问、学术的核心问题?这些是我们应该首要关注的问题。既关注中原学自身,又注重中原学作为中华文化某种意义上的形象、代表,其向中华广大区域的辐射与影响,尤其是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从整体而言,追溯学术之源具有很强的重要性,包括中原学研究的涵盖、建构怎么样的中原学学科体系、梳理中原学学术史、搜集整理中原学各种形式的文献资料、勾画中原各民族人民与古代士人的生活与心理历程等。但是,对核心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支撑核心问题的重大的“事”的关注,是纲举目张之举。故要从这些重大的“事”中,总结概括出中原学的重大问题,以其作为中原学的学问、学术的支撑、支柱。

  其四,地域学研究以“用”为重,地域学研究强调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应用。就地域学之“用”而言,应该探讨文化资源如何演变为发展的硬支撑问题。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理论总结,将有关成功的文化案例运用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当代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这应该是当前地域学研究的落脚点。探讨当代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借此建立起一种有价值的区域文化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探索出一条“学”与“用”相结合的新路,这就是新型模式的地域文化之学彰显以“学”为“用”的服务导向。依照中央关于“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精神,地域学研究,要做到既在于“学”,选择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研究资源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更在于“用”,创造出“学”为“用”服务的新模式。这种以“学”为“用”服务的新模式,起点就在于开发利用地域学特有的文化资源,更是要把这种成功的经验推广到相关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桂学而言,将学术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如文学桂军、漓江画派和“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等,就是桂学应用的成功事例;挖掘、整理历史典籍文献材料,挖掘的重点在于从广西地处边疆的情况出发,如历史边界地域的划定、北部湾乃至南海的开发、中外关系等,挖掘、整理这些典籍文献,既是桂学研究的基础,又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中原学的典籍文献较多,研究的重点对象应突出。中原学研究,如何从文化资源、文化应用的丰富性方面破除各种各样的成见、偏见,以地域学研究来树立地方的文化形象,树立地方文化自信,为地域的发展提供人文支撑,这是具有很强现实社会意义的学术行动。中原学的文化运用,如清明上河园、黄河文化园等的开发,也是中原学服务文化产业的具体事例。中原学有着深厚的中国精神的河南表达,如愚公移山精神、精忠报国精神、大别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如何发扬这些精神,让这些精神深入到现实中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河南服务,这就是中原学的现实运用。

  新型的地域学的建立、建设,其社会意义在于,传承该区域最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每个地域学都应该有区别于其他地域学的特质,都应该有其独特的发展与运用,这一问题是所有地域学研究得以独立存在和成立的基础,如果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地域学之名难立,地域学之实也难存。

  新型研究模式的地域学的建立、建设,其作为学科,既有一定科学的研究目标,又承担为社会服务以及培养人才的重任,不仅要培育一批地域之学研究专家,而且要培养一批扎根基层的研究人员。新型地域学研究,也是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文化实践。

  【作者:胡大雷,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标题:(地域学研究的四大维度:地域、人、事件、现实——以“桂学”与“中原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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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申久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