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

    发表时间:2019-01-22 09:34 内容来源:经济日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就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去产能、去库存须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 让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 ■ 放宽市场准入

      ■ 取消对“僵尸企业”的补贴

      近几年“去产能、去库存”成效显著,于是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下一步去产能、去库存应重点转向扩内需。这里涉及一个基本判断:产能过剩到底主要是结构性原因还是总需求不足?判断不同,应对办法自然也会不同。中央指出,当前国内产能过剩主要是结构性的,对此我们可从“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局部均衡角度看,假若某商品价格由供求决定,则该商品不会过剩。以电视机为例,若厂商定价是每台3000元,消费者出价也是每台3000元,电视机正好供求平衡,产品不会压库。反之若厂商定价3000元,消费者出价2500元,此时厂商若不降价,电视机就会积压。由此可见,一种商品库存增加,原因是不能持续降价。

      商品供过于求,厂商为何不降价呢?原因是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企业就会亏损。换句话说,是商品的销售价格被成本锁定了。问题就在这里,企业要是短期内不降价只会增加产品库存;但若半年不降价,企业就得限产(比如关闭部分生产线),形成产能过剩;而如果超过一年还不降价,这家企业就会变成“僵尸企业”。

      以上分析的是一种商品。从一般均衡看,市场之所以存在产品库存与短缺并存,原因其实也在价格。瓦尔拉斯定律说:在理论上,市场一定存在一组价格体系,可以令全部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平衡。反过来理解,市场如果不能全部出清,则是因为社会商品比价(价格体系)不合理,是价格体系失衡导致了供求结构失衡。

      以国内煤炭生产为例。前几年煤炭生产过剩,原因之一是煤炭企业未支付原煤成本。照理说,企业生产加工所需原料是应该付费的,比如纺纱厂需要棉花就得花钱购买;可煤炭企业的原煤却免费供给,实际上,就等于政府给了企业变相补贴。既然原煤免费,企业当然会不断扩产。这样看,煤炭生产过剩也就不足为怪了。

      要追问的是,如果煤炭生产过剩是因为原煤免费,可钢铁产能为何也过剩呢?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价格。前些年煤炭价格一路上涨,而电价却受到管制,由于煤电价格未能联动,一方面造成了电力企业亏损,而另一方面钢铁企业却享受了用电优惠。钢铁、电解铝等高耗电行业产能过剩,用电价格相对较低应是一个重要因素。

      再看“僵尸企业”。前面说过,企业因产品压库或产能过剩而持续亏损,如果超过一年仍不关停并转即为“僵尸企业”。为何会有“僵尸企业”存在?经济学的推断是背后有政府支撑。事实确实也如此。前些年我调研过一些亏损企业,有的企业资不抵债却苟延残喘,就是由于地方政府一直在给企业输血。要是政府不输血,企业不可能存续下来。

      综上分析,用市场机制去产能、去库存需把握三个要点:一是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让价格体系体现需求变化;二是放宽市场准入,鼓励要素流动,让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三是取消对“僵尸企业”的补贴。同时,政府也要做好三件事:进一步简政放权;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为“僵尸企业”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的托底保障。

      稳投资杠杆必须管控好消费杠杆

      ■ 防范金融风险要管控投资杠杆,但首先要管控好消费杠杆,降低消费杠杆率

      学界有一种流行说法: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而我认为,投资、消费、出口并非三驾马车,三者合起来是一驾。其中消费是马,投资是车,出口是车上的物品。也就是说,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若没有消费需求,企业是不会贸然扩大投资的。所以防范金融风险要管控投资杠杆,但首先要管控好消费杠杆。

      投资由消费带动,那么消费靠什么带动?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是收入决定消费。可是到马歇尔之后,经济学家的看法有了改变。费雪在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论》中说,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一系列消费活动)。如某人拥有10万元,若用7万元购买了消费品,这7万元便是他的收入;余下3万元不是收入而是他的资产(如储蓄、股票等)。显然,在费雪看来,收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收入等于消费;广义收入则大于消费。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了解释一个国家的消费需求不足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意思是:随着人们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但消费增加却赶不上收入增加,这样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消费倾向)会下降。从增量看,一个人收入越高,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就越低,故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并不同步。

      上世纪50年代后,由于消费信贷悄然兴起,于是出现了消费者的支出大于收入的现象。比如,有人用自己的收入本来买不起房,但有了消费信贷后他们便可通过银行贷款购买住房。有经济学家认为,这类现象的出现也证明收入决定消费的理论不成立。果真如此么?有两位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假说”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

      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指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消费与收入会有不同的安排。通常的情形是:年轻时消费会大于收入,有负债;中年时收入会大于消费,有储蓄;老年时,消费会大于收入,用储蓄弥补缺口。前后算总账,一个人一生的消费,最终仍取决于他一生的收入,其消费并未超过收入。

      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收入分为现期收入与持久收入,而决定消费的是人们三年以上相对固定的持久收入,而非现期收入。现期收入固然对消费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一个人现期收入不高,但若持久收入高,他也有可能增加消费,不然就不可能有消费信贷存在。

      不难看出,以上两个假说讲的其实是同一道理:从短期看,一个人的消费有可能大于收入;但从长期看,消费终归还是要由收入决定。可这里有一个难题:照弗里德曼的假说,消费者按持久收入消费,银行按客户持久收入贷款,那么美国当年怎么会出现次贷危机呢?显然,其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消费杠杆率过高。举个例子解释:某人有100万元想购房,假定银行不提供房贷,那么他只能购买100万的房产。现在假定有消费信贷,比如银行可提供50%的贷款,那么他用100万就可购买到200万的房产,杠杆率是2倍;而银行若提供90%的贷款,他用100万便可购买1000万的房产,杠杆率是10倍,可见信贷杠杆对扩大消费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正是杠杆率过高所致。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中国经济稳增长要提振消费,而提振消费需要消费信贷的配合。但要注意的是,扩大消费应控制消费杠杆,否则一旦形成虚假市场需求会推高投资杠杆率,所以去投资杠杆,前提是要管控好消费杠杆。

      降企业内部成本与减税要双管齐下

      ■ 如折旧不进成本,企业可用利润进行固定资产更新

      ■ 政府应加大减税力度,下调所得税税率

      关于降成本,目前学界的关注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降企业内部成本;二是降企业外部税费。去年减税已达1.3万亿元,今年减税力度还会加大。现在要研究的是,怎样进一步降低企业内部成本?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成本有深入的认识,让我们先讨论如何理解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

      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谈论的成本大多是财务成本,如固定成本、变动成本、总成本、平均成本等。而经济学讲的成本则是机会成本,即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他选择的最高代价。两者的区别:前者指价值耗费;后者强调成本要从选择角度看,一项投资(价值耗费)若存在选择,经济学认为是成本,若不存在选择,则不是成本。

      于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从选择角度看,财务成本中的固定资产折旧是不是成本?如果是,它是一种怎样的成本?如若不是,企业又该怎样处理?我们知道,目前固定资产折旧是摊入成本的。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不将折旧摊入成本,企业是不是可以大大降低内部成本?

      问题在于,固定资产折旧是否计入成本,关键要看折旧究竟是不是成本?我的看法,若从机会成本看,固定资产投资是成本;而折旧却不是成本。理由是,因为企业在决定是否购置固定资产之初有选择,有选择当然是成本。可折旧不同,固定资产一旦购置,企业便不再有选择,没有选择,折旧也就不是成本。

      经济学另有一个成本概念,即“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指已经发生而无法回收的投资。比如你上大学四年,共花去学费10万元,即便你最后没有拿到毕业证,学校也不会把学费退给你。这10万元是你的沉没成本。斯蒂格利茨也举过类似的例子:你花7美元买了电影票,事先并不知道这场电影是否好看,结果看到一半发现影片很糟,此时你要不要离开?斯蒂格利茨说应该离开。因为那7美元已经沉没,不离开你会赔上更多时间。

      固定资产折旧也如此。对企业来说,固定资产投资木已成舟,若企业不破产拍卖则无法变现,即便变现也无法足额收回。这样看,固定资产折旧是典型的沉没成本。既然沉没成本不是成本,折旧就不必摊进成本,如此一来,企业内部就有了降成本的空间。可也许有人会问:折旧不进成本,固定资产如何更新?成本降低后企业要多缴所得税怎么办?

      固定资产更新其实不成问题。折旧不进成本,企业利润会增加,企业可直接用利润进行固定资产更新;而让企业多缴所得税倒是个难题。要解决此难题,需要下调所得税税率。中央已明确表示将加大减税力度,只要将中央的要求真正落实好,这个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政府补短板重点是弥补市场失灵

      ■ 加大基础理论研究投入 ■ 补齐生态环境短板

      ■ 调节收入分配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去库存”,同时也要“补短板”。目前国内经济“短板”何在?对此,学界见仁见智,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甚至对同一产业,往往会有两种相反的判断。人们有不同的判断并不奇怪,长短本来就是相对的。若无长线产业,也就不会有短线产业。

      问题是在长线与短线并存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应该怎样平衡?上世纪80年代初,学界曾发生过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经济平衡应按长线平衡还是按短线平衡?有学者根据美国学者彼得提出的“木桶原理”,主张按短线平衡。而也有学者不赞成,认为既然木桶的盛水量由短板决定,那么就应该补短板,按长线平衡。

      事实上,以上两种主张都是错的。所谓长线产业,表明该产业供给已经过剩,此时若不去产能而按长线平衡,结果必然会雪上加霜;相反,若按短线平衡,那么就得去产能。但若此时不补短板,仅是去产能又难免矫枉过正,造成资源浪费。而且短线产业一旦发展起来,今天的长线产业很可能会成为日后的短板。

      再往深处想,不论“按长线平衡”还是“按短线平衡”,潜台词都是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可是政府并无先知先觉,不可能准确预知市场未来的变化,由政府主导怎可能达到结构平衡呢?当然不是说不能由政府补短板,而是政府与市场应有分工。我的观点是: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补短板要让市场主导;在市场失灵领域则由政府主导。

      若将竞争性领域的短板交给市场补,那么哪些短板需要政府补呢?经济学研究表明,市场在以下三个领域通常会失灵:一是公共品或公共服务领域;二是经济存在外部性的领域;三是收入分配领域。以上三个领域若存在短板,政府就应承担起补短板的职责。

      具体讲,在公共品或公共服务领域,政府首先要加大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皆以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为支撑,而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属公共品,相对于技术研发,目前是我们的短板所在。另外,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公共医疗服务等准公共品,有些市场不供给,有些市场供给不足,这些短板也需要政府投入。

      在经济外部性领域,当前最突出的短板是生态环境。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是企业排污却不承担损害环境的社会成本。要保护环境,就得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可是市场却对此无能为力。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曾建议由政府向排污企业课税,而科斯建议通过排放权的交易解决。有学者说科斯方案不需要政府,这看法不对。政府若不出面界定排放权,科斯方案何以落地?

      另外市场还有一种失灵,即收入差距扩大。市场通行的分配规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马克思分析过,按要素分配会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在看,“按要素分配”确实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了。目前,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其实就是在补短板。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辑: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