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房子

    发表时间:2019-03-18 08:12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苏轼是真正的有名有家。一举成名之后声望不衰,少年时期居住过的房舍也备受重视,经过多次重建和增修,早已成为专门的纪念场所。喜爱苏轼的人热衷于阅读其作品,瞻仰他的故居,却往往偏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的独特价值。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先后居住甚至亲手营建过好几处房屋。它们不仅是一代文宗的栖身处所,更是其人生理想和诗学主张的具体化。重新观照这些房屋,有助于我们走近苏轼,了解苏轼。

      一

      苏轼十分眷念他少年时的家园,思念之情终生不灭。嘉祐四年(1059)赴京应试,还没有离开就开始思念家乡。二十年后,身陷御史台狱,眼前的竹与柏不断勾起他的思乡深情,忽而吟咏“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忽而回忆“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出狱后,赶赴贬谪地黄州,路上的皑皑白雪再次激发起乡思:“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松竹半倾泻,未数葵与萱。三径瑶草合,一瓶井花温。至今行吟处,尚余履舄痕。”南轩位于眉州纱縠行,苏洵将其命名为“来风轩”,苏轼却称它“南轩”。

      南轩可爱,南轩所在地眉州也非常可爱:“稻熟鱼肥信清美。”苏轼喜爱这里,不愿外出:“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人到中年,他还在感叹“嗟予少小慕真隐,白发青衫天所械”。“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他无法理解那些准备或已经移居外地的乡人,“怪君便尔忘故乡”。

      苏洵却一直希望离开家乡。他壮年折节读书,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惜屡试不第,直到苏轼兄弟逐渐长大,才绝意科举,专心教导二子。他督责功课十分严格,苏轼直到晚年还心有余悸:“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始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严格的教育更加强化了苏轼不乐于出仕的意愿,也加剧了父子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最终以儿子的妥协告终。苏轼兄弟“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这是对朝廷“先举策论”的积极响应,体现了苏洵的意志。在苏洵的精心教导下,苏轼兄弟很快学有所成。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同日登科。他们完成了苏洵未完成的事业,继承了他的审美观与创作主张。苏洵坚持“风水相遭自然成文”,苏轼也宣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父子相得,似乎已经消弭了前述冲突,实则不然。就“自然成文”而言,苏洵只将其限定在读书作文之上,不见于寻常行事。苏轼无意出仕,早获科名之后,也没有汲汲于功名利禄,更“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林语堂语),立言与行事都体现“无意为文”的原则,随物赋形,随遇而安,“点画信手烦推求”,“意行无坎井”。

      二

      宦游在外,归家无望,南轩再好,也只能在回忆、梦境和诗文中出现。苏轼不得不压抑乡思,别求居所,甚至亲手建造房屋。

      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官俸微薄,生计艰难,糊口靠开荒,住房也要自己造。元丰五年(1082),雪堂建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然而,它又不仅仅是栖身处所,“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具有“八荒之趣”,可以“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便性、适意、寓情。显然,雪堂还承载着苏轼的诗意与梦想,象征一种非典型的中间化生存状态。

      古代士子行藏出处经常有两个极端,一是春台,一为江湖。高居春台者意气风发,炙手可热;避处江湖者逍遥无待,自由散漫。苏轼被贬黄州,一时无望于春台,又不愿意学习避处江湖的道士佛徒,更不愿“绝圣弃智”或破除“智障”,只希望在雪堂中经营高度艺术化的生活。他模仿白居易,在东坡种花种菜,自号东坡居士;又模拟大自然,将茫茫雪色涂抹在茅屋四壁,昼寝其中,隐几晏坐。

      苏轼在《雪堂记》中坦承,自己无法像老庄和佛教徒那样免除智慧、身心和声名之累,不能遨游在一切羁绊和边界之外。他接受羁绊,信奉辩证而中庸的生存策略,在人生的有限性中寻找希望,开辟一条通向诗意人生的中间路线,提炼出一种审美原则,即承认不完美,坦然表现这种不完美。

      纵观苏轼的传世之作,的确少有机心,总是“振笔直遂”。因此常遭后人诟病。清人周济就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事实上,这正是苏轼的“自然”。他尊重现实,向不完美妥协,却并未就此沉沦,而是在有限性中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化腐朽为神奇。

      这种观念形成于雪堂落成之时,此后又随着居处地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十四年后,苏轼在另一个被贬谪的地方惠州买地筑宅。此时,他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轼来到惠州,居住于合江楼。这里是接待朝廷官员的地方,被贬的官员不宜久住,故而于十八日迁居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因表兄程之才的关照,回到合江楼。表兄离任后,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再次迁居嘉祐寺。忽东忽西的迁徙,并没有给苏轼带来多少负面影响,他淡然表示“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

      心态开朗,白鹤峰新居也就不再像雪堂那样封闭。这座宅院有房二十间,正厅是“德有邻堂”,书斋名“思无邪”。从命名上看,丝毫不见谪居者的愁苦情绪,也没有暂时寄居的潦草和敷衍。“书斋里开有宽大的窗户,推窗一望,几百里的江山烟云尽收眼底,好像是镶嵌在墙壁上的巨幅山水画。”(莫砺锋《漫话东坡》)属于私密空间的卧室也不封闭,“挂落月于床头”,积极融入自然山水。与左邻右舍的关系更是融洽,与他们共用水井,甚至爱护他们的鹅鸭。总之,这座新居既亲近人间烟火,又亲近自然,充满了不同于雪堂的诗意。

      美好的诗意总是被粗暴侵扰。三个多月后,苏轼再次被贬,不得不告别新居,来到海南。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苏轼只得在城南桄榔林买地建房,新居就叫桄榔庵。这里狭隘低湿,没有了雪堂的纯洁,也没有了白鹤峰新居的闳敞,苏轼却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一边入乡随俗,积极适应当地的生活,一边追和陶渊明诗,求取内心的安宁。

      三

      和陶是自我救赎与自我建构。还在惠州的时候,苏轼在半睡半醒之际听到儿子读陶渊明《归园田居》,决定从《和陶归园田居》开始续作和陶诗。“和陶与效陶帮助了苏诗‘老境’的形成,特点是清新晓畅,以外表的平淡包孕了内在的紧张丰富。通过风格上的‘回归’陶潜,苏轼宣布完成了生命向原始的自在状态的回归。”(杨治宜《“自然”之辩》)身处蛮荒之地,步入晚年的苏轼孤独无助。他用追和诗歌的方式与陶渊明定交,虚拟一番番晤对,一次次长谈,建构内在的乌托邦。

      这是一所无形的房子,安放诗人那寂寞的心灵。为了建造这所房子,苏轼几乎穷尽一生的力量。黄州时期,雪堂求道,建造了根基。到了惠州,渐成规模。来到海南,终于宣告落成。在《白鹤新居上梁文》中,苏轼化用丁令威的典故,把惠州视作更早之前的故乡。这种家园观已经与黄州雪堂时的家园观有所不同,然而犹有所待。到了海南,写作《和陶归去来兮辞》,自称“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家园观念彻底变化。“他把‘归来’重新定义为回归自己的本真状态,所以不论他在哪里,都已经是在‘家’了。”(杨治宜《“自然”之辩》)此时,“故乡不在别处,就在他内心的最深处,因此他的双脚已经踏在‘归途’上了。儋州和眉山的地理距离被转换成心理距离,一念之间便已经跨越”(杨治宜《“自然”之辩》)。

      苏轼之道不自虚空入,他终于从承认有限性而进入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在迁居桄榔庵的当天晚上,他听到邻居家的儿童读书,立即想起《庄子》:“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夫逃虚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迳,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虽然隔壁传来的不是苏辙的声音,但他还是开心不已,急忙找出书与小儿郎一起诵读。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苏轼自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惠州、海南都变成故乡,“江山故国,所至如归”,他已经打破界限,获得真正的自由。

      (作者:沈章明,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编辑:贺心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