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思马克思辩证法
在当代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辩证法这一问题，事实上意指的是如何激活马克思辩证法在当代的理论活力问题。马克思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合理内核，应该而且必须在与时代问题的碰撞中，才能闪现出理论的光辉，让它重新获得直面和把握现实的力量。实际上，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理解、构建及其应用并不神秘，这些都可以通过有章可循的思想考察揭示出来。可以说，最为切近马克思辩证法运思的就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辩证法的本真面相
在本真的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实体及其历史的批判，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在理论上，它表现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范畴及其关系的重新勘定，比如对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即对“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和土地—地租”这一公式的重新理解，使得被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视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真理得以土崩瓦解。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资本作为利润的源泉，土地作为地租的源泉，还是劳动作为工资的源泉，都是当时的资本家及其经济学家的误认造成的。一方面，他们把利润、工资和地租及其源泉当作社会实体来理解，当作一般的社会物化过程来理解，因而造成了三者在理论上的分离和隔绝。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上的分离和隔绝不仅造成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理论自身的相互冲突，也造成了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分离和对抗。可以说，要为未来社会开辟道路，无疑就要从其中发现并揭示这一社会实体的真实面目。在这里，马克思正是借助于辩证法这一思想武器，敲碎了包裹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的那一层硬壳，即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从而发现蕴藏其中的奥秘。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社会实体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社会实在，而是在辩证法的锤炼中显露出来的社会存在的本来面目。
二是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是马克思通过形式分析才能达致的理论目标和实践效果。正如上述所言，马克思当时直接面对的是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和思维方法，它们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言人，不仅把资本家自身的意识论证成永恒真理，而且它们自身还创造出了一套所谓的意识形态体系，以维护和实现整个资本家的整体利益。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同样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完成。比如在资本家以及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商品的生产价格是由成本价格和利润组成的，所以资本家通过出售商品获得利润是他们所预付的资本必须得收回的果实。这一普遍和流行的看法在那时获得了确定无疑和天经地义的社会印象。但马克思通过形式分析指出，利润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剩余价值，就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创造物，就是可变资本的创造物，但是它在资本家的意识中、在社会表面上却表现为资本家总预付资本的产物，从而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及其产物的剥削，将其视为自身付出的必然回报。显然，马克思首先是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呈现于意识表面的现实表现，进而通过对资本形式的批判性分析，比如借助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等，将这种浮于社会表面的意识形态予以揭露。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维度。而这恰恰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本真面相，其革命性和批判性的秘密都蕴含在此。
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表征
以上论述表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重新阐释辩证法是最为切近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及其过程的路径。由此，我们认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重思马克思辩证法，还有待推进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思想史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群的全面研究。
苏联学者马·莫·罗森塔尔曾主编过一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论述了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列宁阶段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说，它是到目前为止第一本试图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的著作，其影响和意义自不待言。但问题在于，罗森塔尔受时代的局限，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僵化对立中来理解，至少没有充分展现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该著作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恰当的理解。当然，后来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弥补了这种缺憾，比如卢卡奇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等则是深刻地把握到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然而即使如此，关于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史的研究仍付之阙如。
纵观马克思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其辩证法的形成过程便会跃然呈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批判，虽然没有做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但某些要素已然呈现在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即对黑格尔辩证法中“唯物主义”因素——市民社会的批判性吸收。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第一次正面认识到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环节，即作为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的否定性原则。其间历经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社会生产理论的研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基于社会关系原则的新唯物主义，并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均源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果实，为《哲学的贫困》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一直到《哲学的贫困》为止，马克思并没有实质性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或者说，他更多的是借助于其所吸收的黑格尔辩证法来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直到《政治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才第一次在其正确的思想形式上初步建立他的辩证法，从而有意地和黑格尔辩证法区分开来。由此，马克思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领域中找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正确道路。
诚然，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形成的关键环节和领域是切中肯綮的。但问题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自身也是过程性的思想进展。可以说，我们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到什么程度，那么理解马克思辩证法也就到什么程度。我们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什么样的，那么呈现于我们面前的马克思辩证法也就是什么样的。比如以往我们关注的比较多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及其当中的辩证法问题，即关于价值形式的辩证法问题。这一问题显然很重要，特别是对于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近些年来，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视野有所扩展，比如对《资本论》及其手稿，包括《政治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的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研究思路。还有就是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的辩证法思想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阐释。言外之意，就是要把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也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当然，不是按照成文顺序来做史料意义上的整理，而是在逻辑上对其做出恰当的阐释。而这对于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性质、理论框架和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也能为马克思辩证法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甚至是看似无解的老问题提供有益启发，比如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与超越问题、马克思辩证法在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的作用问题，等等。简言之，我们不能再以纯粹思辨的方式来言说马克思辩证法，而是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摘掉那顶套在它头上的“变戏法”帽子。
马克思辩证法的时代坐标
基于此，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来重思马克思辩证法，一方面要完整地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自身所内含的两个基本维度，另一方面也要完整地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思想过程。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来说，这两者是有机统一的。因为他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辩证法的著作，但是他把自身所理解的辩证法全部付诸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当中了。这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在理论实践的意义上，《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诞生地。可以说，这是站在马克思的高度来理解辩证法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另一项工作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阐释、应用和发展马克思辩证法，其重要的中介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马克思辩证法本身就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来发现时代问题、分析时代困惑和解决时代难题的思想表现方式。我们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离开这一领域，我们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滑入思辨的或观念的辩证法窠臼中。
从世界视野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考察的是以资本为核心要素进行运转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表现。所以，只要某个特定的社会被纳入到了这一资本体系当中，那么马克思辩证法在其中便能发挥它的把握现实的力量。因为在这一体系中的社会定会在理论上表现为各个经济范畴及其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是以孤立的方式考察每一个经济范畴，并在意识上将其固化起来，而辩证法则是要通过考察这些经济范畴得以产生的前提，以及各个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从而打破这种固化的意识。这就是马克思辩证法能够揭露特定社会的时代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于当代社会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仍具有广阔的时代空间。各国家、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问题，生态环境的可持续问题，社会的人口与性别问题等，都可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进行阐释。而马克思辩证法提供给我们的有益启示在于，不是单独将它们看作是固定的、孤立的某个领域的问题，而是对它们做出一种符合其本来面目的解释。这种本来面目就是基于社会有机体而言的时代问题及其特定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辩证法所揭示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必然趋势，而且也为人类合乎人性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时代坐标。
当然，发现并分析这种时代问题是一回事，因为这些问题在思维中就能被把握，但真正要解决时代的问题又是另一回事，因为这还得付诸实践，而实践又总是在具体意义上而言的行动。所以马克思辩证法必将由理论意义上的实践转向行动意义上的实践，引导和促进人们为改变社会现状而做出努力，而这恰恰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旨趣与现实关怀。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人的存在方式研究”（18ZXC007）、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黄志军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