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黄河研究⑨| 饶明奇：靳辅、康熙和于成龙：谁是谁非？
编者按：“黄河宁，天下平”，真实立体全面讲好黄河故事，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凝聚精神力量。2014年出版的《政治黄河研究》对我们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综合治理、高质量发展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该书分为政治中心篇、战争篇、职官篇、政治人物篇、著名河官篇、法规篇、治黄与治国篇七部分，围绕政治黄河这一中心，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述。今天起，学术中原将陆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本期推《靳辅、康熙和于成龙：谁是谁非？》，本文经原书作者、学术中原特约专家饶明奇修改，更加通俗易懂，供大家品读。
靳辅治河，堵塞决口，疏浚黄河入海河道，取得了初步成功。但围绕如何治理南运河及里下河地区，以实现黄、淮、运河综合治理的目标，引起了朝野的多次非议，靳辅在饱受非议中负重前行。
康熙皇帝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湖水泛滥，使广大民田被淹，提出要把这些地方减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其实这也正是由于靳辅取得了治河的一定成就，使一些人，包括康熙帝，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康熙帝任命著名清官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其事，但是仍受靳辅领导。在修治海口及下河问题上，于成龙和靳辅发生了分歧，他俩也是这场争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下河”名称最早始于宋，明代称东下河。对下河曾有两种解释，一是指里运河之东各河的总称，二是里运河之东地势低下，为有别于运河堤防以西之上河，故名为下河，后多从第二种解释。至民国时由于处于里运河之东，故民国时易名为里下河。下河之名来源与扬州运道有着密切关系。邗沟开凿之初，直到宋代初年，邗沟东西相平，陆地相连，河湖相通，天长等地山丘来水由西向东自然排往大海。为了解决邗沟水源不足，宋代开始筑堤界水，使邗沟以西凹地汇而成湖，因筑堤将东西分割开来，蓄水以后，便出现堤西水位高，堤东水位低，因此高的叫上河，低的叫下河。宋代“下河”得名，是以东西水位高低划分上河、下河的。清康熙时，西侧有里运河车逻、南关等归海坝的坝水流入；北面与黄淮冲积平原的黄河相隔；南面有通扬运河的水流入；东侧串场河沿线入海口因年久被沙土淤浅，比兴化、高邮河身反高，形成了四面高，中间低，四水投塘的形势，因此常把该范围称为下河七州县，即山阳（今淮安区）、宝应、高邮、江都（今扬州市）、兴化、盐城、泰州七州县。
于成龙拥护康熙皇帝的提议，主张疏浚下河海口以泄积水，靳辅则认为，下河海口高出内地五尺，疏海口引海潮内浸，害处更大。他建议自高邮东车逻镇另筑新堤，历兴化白驹场，束所泄水入海，堤内涸出的土地，丈量以后还给人民，剩余者招民屯垦，收取佃价，作河工费用。此议传到康熙帝那里，康熙怕取佃价加重百姓负担，没有被立即批准。康熙二十四年十月，靳辅连奏三本，主张加高加固筑高家堰堤岸，修理黄河两堤，以使淮河、黄河水经清口入黄归海，不致泛滥到下河地区。这里靳辅所持的观点，多与康熙帝及众人不同。康熙帝召靳辅及于成龙速到京师，会同九卿详加讨论。这次讨论持续时间很久，第一次的讨论从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连续三天，还是难以定论。最后决定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会同总漕徐旭龄、江宁巡抚汤斌速到淮安、高邮等地详问地方，二十天内回奏。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萨穆哈等返回，开始了第二次的讨论，又进行了三天，最后根据萨穆哈对调查的反映，认为挑浚海口无甚利益，应停止下河工程。康熙帝对此结论不甚满意，勉强同意暂时停止。四月，江宁巡抚汤斌升为礼部尚书，他一改初衷，大谈开浚海口的必要性，说“开一丈则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还提出具体办法，“以本地民力，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经他这么一议论，朝廷主张开海口的人多了起来。康熙重新又追究萨穆哈等调查之后没有如实反映情况，在九卿会议上令二人跪下来回答问题，嗣后又将其解职。经过反复争论，清廷决定开下海，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主持其事。
这场争论对靳辅极为不利，即不但否定了他的意见，而且使康熙帝对他的信任发生了一定的动摇，当然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向他展开猛烈攻击。开海口的争论尚未结束，工部就提出靳辅治河已经九年，未获成功，糜费钱粮，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康熙帝认为治河的实际效果要看看再说，靳辅仍留原任。但康熙帝已认为他言语浮夸，说的不能完全兑现。
康熙二十五年年底又掀起堵塞减水坝争论。孙在丰提出他主持的下河工程，先从海口挑石坝等处开始，如遇水势稍减，需将减水坝全部闭塞。康熙帝知道此议与靳辅会发生矛盾，就令两人商议。朝廷有人提议让两人来京辩论，康熙帝决定只令靳辅来京。第二年正月，靳辅至京，回答了内阁及九卿官员所问开下河塞水坝的问题。但清廷还是决定本年暂塞高邮州、高家堰诸闸，来年堵塞黄河以南诸堤坝。这也使靳辅越来越陷入被动。
靳辅按照自己的考虑，为解决下河地区的水患，在这年的七月上疏提出建重堤，这又导致一场争论。他在上疏中明确提出他和幕友陈潢设计的办法，即自翟家坝起，历唐埂、古沟、周桥闸、高良涧、高家堰，筑重堤一道。此工一成，好处极多，不仅使东堰堤减下之水北出清口，洪泽湖之水不再淹下河，下河十余万顷之地可变肥田，高宝诸湖皆可涸出田地数千顷，再召人屯垦，可充实府库，而且此堤还可以保护高堰，并使行于堤内河上的商民得到便利。在这篇奏疏中，靳辅顺便提及陈潢的贡献。靳辅的这篇奏疏一呈上，廷议同意他的意见，还给陈潢加上了佥事道衔。当时于成龙已任直隶巡抚，康熙帝令将靳辅奏疏给他看看，征求他的意见。于成龙仍坚持“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宜停不宜筑”，彼此完全对立。一时议而不决。十月十七日，康熙帝在南苑行宫看了靳辅的题本，以挑河事关重大，命户部尚书佛伦等会同两江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详议。结果董、慕两人对靳辅之议持反对意见，佛伦等主张用靳辅之议。十二月回奏，康熙帝命下廷议，恰值太皇太后逝世，暂时中止了讨论。
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上疏劾靳辅治河多年，听命陈潢，今天议筑堤，明天议挑浚，浪费银钱数百万，没有终止之期。又指责他推荐官员过多，用人不当。还说他夺取民田，妄称屯垦，取米麦越境贩卖，特别是违背皇帝的旨意，阻挠开浚下河。疏中对陈潢抨击尤为激烈，提请严厉处分。在康熙帝处理完太皇太后的丧事，主持议论河工的会上，郭琇又对靳辅攻击一番。户部尚书王日藻反映，他与诸大臣讨论，屯田一事有累于民，可以停止实行，而在高家堰之外筑重堤，应如靳辅所请。康熙帝本人却坚持说靳辅主张筑重堤及屯田，皆属“困民”、“害民”之举，应行停止。二月，给事中刘楷又上疏劾靳辅用人不当，河工道厅之中杂职人员一百多人，而治河无成，每年只听报告冲决而已。御史陆祖修也劾靳辅“积恶已盈”，暗示应当杀了靳辅。一时之间，靳辅成了众矢之的。靳辅不服气，上疏为自己辩护。疏中说，他受命治河之日，正是两河极坏之时，而他昼夜奔驰，先堵高家堰，淮水方出清口；旋堵清水潭；挑挖运河，改移运口，迄今永远深通。其向来行运之骆马湖，淤浅不能行舟，他创开皂河，漕艘无阻。至于浚筑经费，原来派遣的大臣估计六百万两，而他苦心节省，一切所用不及原来估计的一半。靳辅列举这些成功之后，对攻击他的人如郭琇、于成龙、慕天颜、孙在丰等，一一进行了驳斥，揭露他们阴谋陷害。如郭琇与于成龙久结兄弟，郭琇与孙在丰又是庚戌科同年，陆祖修是慕天颜的门生，刘楷、陆祖修也是己未科同年。最为彻底的是靳辅揭露出他之所以遭到猛烈攻击，原因在于那些人的田地在下河流域，他们都是当地的豪强地主，清丈隐占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仇谤沸腾”。
康熙帝认识到奏劾靳辅的人有些不实事求是，不能据以定案，应给本人以陈辩机会。三月八日，康熙帝召集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总督董讷、巡抚于成龙、原任尚书佛伦、熊一潇、原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等人当面进行讨论。靳辅以河道总督赴会。会上分为两派，一派如董讷等继续攻击靳辅，兼及陈潢；另一派如佛伦等，替自己开脱的同时，仍支持靳辅。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主要的对立面是靳辅和于成龙。靳辅重申主张筑重堤，于成龙则指责靳辅千方百计阻挠开下河。争论最激烈之处时于成龙说，江南百姓恨靳辅，欲食其肉，靳辅反驳说：“臣为朝廷效力，将富豪隐占之地查出甚多，所以豪强怀恨，与百姓何干？”董讷感到至尊面前，如此争辩，成何体统，努力加以制止。第二天又继续争论，仍各持己见。于成龙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说靳辅为治河向民间派征柳枝不对。靳辅反问道：“柳枝不用于河上，将用于何地？”在这次讨论中，康熙帝看出于成龙虽然是著名的清官，但的确不懂河务。但是靳辅固执己见，与众议不合，尤其康熙帝本人也不赞成靳辅的一些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决定给靳辅革职处分，以福建总督王新命代替他为河道总督，陈潢也被革去佥事道衔。
靳辅刚刚被革职，臣下立即向康熙帝报告了两件事，一是漕运道路阻滞，有人提出希望派靳辅去解决；另一个是中河已开通，实际是报靳辅之功。这两件事都使康熙帝为难。他同左右臣下谈话一再肯定靳辅治河有成绩，如修治上河，不能说不善，京城的官员们赖以为生的就是上河堤岸坚固，漕船能保证通行无阻。于成龙所云“河道已为靳辅大坏”，纯属无稽之谈。这时康熙帝惟恐新任河道总督完全改掉靳辅治河的成果，搞得前功尽弃。他说：“谓靳辅治河全无裨益，微独靳辅不服，朕亦不惬于心矣。”指出王新命如顺从于成龙将原工程尽行修改，就是各怀私愤。又派大臣前去调查，指示其已建闸坝堤埽及已浚引河，都应如靳辅所定章程，不必更改。这些人回来报告，基本肯定了靳辅的成绩。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靳辅被召侍从康熙帝南巡视察治河工程。三月，康熙帝根据南巡时江淮百姓、船夫处处称赞原来总河靳辅，念念不忘他的好处，又亲见靳辅所疏理的河道及修筑的上河一带堤坝，的确卓有成效，又见他实心办事，勤勤恳恳，觉得以前对他的革职处分太重，便下令恢复其从前的衔级，为他恢复名誉，仍没有让他官复原职。
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运河同知陈良谟告发河道总督王新命勒取库银六万零七百两，康熙帝更加重视选择河总人选。他说：“倘河务不得其人，一时漕运有误，关系非轻。”他比较了几个可供任命的人选，还是决定罢免王新命，重新起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靳辅为河道总督。康熙帝说这可以解除他“数载之虑”。靳辅以体衰多病推辞，未得到批准，康熙同时命顺天府丞徐廷玺作为协理，帮助他。
靳辅这一次东山再起，尽管已年老体衰，却仍决心为治河贡献一切智慧和力量。他上任不久，陕西西安、凤翔地区遭灾，康熙帝下令截留江北二十万石漕粮，命从黄河运到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北）。靳辅接受这项任务以后，亲自督运，因做得出色，得到康熙帝嘉奖。靳辅复职后，修筑了一些小规模的堤坝加固工程，但遗憾的是他的病日益严重。就在这时他还连连上疏，复陈两河善后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对如何继续修治黄河、淮河及运河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还上一疏，“疏请复陈潢官，并起用熊一萧、达奇纳、赵吉士”等，康熙一一照准。七月二十六日以后，因发烧不止，靳辅请求退休，玄烨闻状立即派人前往看望。辅自知时日不多，连连上疏“陈两河善后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几万言”。十一月十九日，病终官舍，终年六十，这位为治河而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专家逝世于任所。玄烨得知“临轩叹息”，下令在北京举行高规格丧礼，在汉大臣中前所未有。又命“礼部议赐祭葬，命内阁议易名，赐谥文襄公”。户部右侍郎王士禛为靳辅作《墓志铭》，总靳辅一生之功绩，谓“其力可以任大事，其识可以决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是一位“鸿骏非常之人”。“论其大者，而功名尤在治河一事，其利益在国家，其德泽在生民”。
康熙三十五年(1696)，玄烨批准总河董安国关于江南士民吁请捐资为靳辅建祠河干的奏请。四十六年，康熙帝南巡之后，在一次对吏部官员的谈话中，对靳辅的治河作了全面的评价。他说：“康熙十四五年间，黄、淮交敝，海口渐淤，河事几于大坏，朕乃特命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自受事以后，斟酌时宜，相度形势，兴建堤坝，广疏引河，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于是黄、淮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其一切经理之法具在，虽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至于创开中河，以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远且大。朕每莅河干，遍加咨访，沿淮一路军民感颂靳辅治绩者众口如一，久而不衰。”这位清代最有作为的皇帝为奖励靳辅的功劳和贡献，再一次决定给他加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世职。雍正五年(1727)，胤禛阅《治河方略》，“嘉公劳绩，追增工部尚书”。七年(1729)，又命“江苏巡抚尹继善择地建祠，公及齐苏勒公，有司春秋致祭”。八年，胤禛批准建贤良祠于京师，将靳辅入祀。
靳辅和陈潢死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证明其治河方略的正确、治河工程的耐久，并体现出显著的效益。甚至以后数十年，于成龙任河督时，玄烨问他：“尔尝短靳辅，谓减水坝不宜开，今果何如?”于成龙也不得不承认：“臣彼时妄言，今亦视辅而行”。靳辅治河成功，对清朝前期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甚至对史称“康乾盛世”的出现，都创造了重要条件。以至在中国古代治河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1955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全国第一届二次人代会议上报告中就黄河的治理问题指出，“其中特别突出的如十六世纪后半期的潘季驯，十七世纪后半期的靳辅、陈潢，对于黄河下游的修堤防汛工作，都曾有过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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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申久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