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黄河研究⑪| 饶明奇：编外传奇河官郭大昌
编者按：“黄河宁，天下平”，真实立体全面讲好黄河故事，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凝聚精神力量。2014年出版的《政治黄河研究》对我们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综合治理、高质量发展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该书分为政治中心篇、战争篇、职官篇、政治人物篇、著名河官篇、法规篇、治黄与治国篇七部分，围绕政治黄河这一中心，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述。学术中原持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本期推《编外传奇河官郭大昌》，本文经原书作者、学术中原特约专家饶明奇修改，更加通俗易懂，供大家品读。
郭大昌（1742—1815），字禹修，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位经验丰富颇有传奇色彩的水利专家。被中国水利学会编入《中国古代著名水利人物表》。
乾隆七年，郭大昌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高良涧（今洪泽县高涧镇）一个普通的渔民家庭，其祖辈皆为贫苦渔民出身。他从小在水乡长大，常年与水打交道，对水有深刻的认识，并练就一身水上硬功夫。他为人朴实，作风扎实，“讷于言而拙于文”。他自幼聪明、伶俐、勤劳、勇敢、忠厚、善良。他尤其喜爱学习农田水利方面的知识。
乾隆二十二年（1757），郭大昌十六岁的时候，被征在江南河库道工地当了一个名叫“贴书”（帮抄写）的小职员。由于他勤奋好学，勇于实践，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就熟悉了“工程销算正杂料作收支之法”，并且“过于其师”。
在十多年的治河实践中，跌打滚爬，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他生长于水乡，“尤明于水性衰旺，能以意知其溜势所直”，他对黄河水性及流向趋势了如指掌，对治黄方案有精辟见解，精通埽坝工程，尤精于堵塞决口，经常为民工们在治河方面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在治河工程中巧妙地使用他独创的施工技术。后来，被淮扬道聘为幕僚。
24岁的郭大昌，放在今天也就是大学刚毕业的年龄，但他已经是一位资深的“老坝工”了，已经有较高的知名度。给他一个平台他便不辱使命，展现出惊人才干。乾隆二十六年（1761）五月下旬，淮、黄暴涨，湖、河水泛滥，淮、扬二府百姓田亩庐舍被淹。乾隆三十一年（1766）夏，黄河在滑州韩村决口，南流徐州，水势迅猛，致使黄河高家堰和运河大堤各决口30余处，淮安府七县受淹，遍地泽国，人畜死伤不计其数，漕运中断，洪水肆虐，封建统治者也备感不安。乾隆皇帝命令时任南河总督吴嗣爵，加大治河力度。吴嗣爵在治河民工的一致推举下，亲自登门请郭大昌帮他主持治河工程。郭大昌谦虚地接受邀请，到任后，首先对黄河的上游作实地考察，足迹远至宁夏、甘肃，对黄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并对淮扬地区的湖河水利工地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对治河充满了信心，他鼓励吴嗣爵，打消了吴对治河的畏难情绪。治河伊始，两人就协调一致，同心同德。具体对河湖的治理方法、计划及资金、材料、劳务、工期、预算等，几乎都是郭大昌提出后，由吴嗣爵批准而实施的，吴总督非常赏识郭大昌的治河科技，曾向乾隆皇帝介绍过郭的为人、功绩。并在奏折中恳请朝廷如若自已故去，当让郭大昌继任河督。
郭大昌曾经使黄河堵口预算压减至五分之一，工期缩短一半多。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十九日，黄河在清江浦东北五里老坝口决口。当时的南河总督吴嗣爵，“恇俱无所措”，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亲自登门，坚请已与自己反目的郭大昌出来主持堵塞决口，条件是：“钱粮五十万（两），限期五十日”。郭大昌不计个人恩怨，毅然答应。郭大昌看透了吴嗣爵想趁堵口捞一把的坏主意，轻蔑地对吴说：一定要我来堵口，工期可缩至二十天，工款可减至十万两左右，但要求施工期间，你只调文武汛官各一人，维持工地秩序，此外，不要任何官员到工，否则我就不接受任务。对于料物钱粮，也要由我负责支配。吴嗣爵恐怕堵口不成，皇帝发怒，不得已一一答应。在郭大昌的主持和劳动群众的努力下，结果如期堵复决口，仅用银十万二千两。受到乾隆帝嘉奖，由此，“知名于时”，声名大振。
郭大昌在治河过程中，以科学的态度和较先进理论方法，做了大量的工作，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他在沿河、湖岸修筑缕堤、遥堤、月堤、涵洞和恢复黄河故道工程，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全部结束，计划全部完成。洪泽湖沿线高家堰坦坡及30余处决口堵塞工程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结束。翟家坝（蒋坝）堵塞工程因面积大、工期长，于次年底竣工。在整治运河方面做了几件大事：一是疏通了骆马湖漕运；二是移运河南口至远离清口的七里闸，使黄河内灌运河的威胁减小；三是疏浚了清河至江都的300多里运河故道，堵塞包括清水潭2里长决口在内的32处运河决堤之处。
郭大昌不与腐败治河官员同流合污，自然被官场不容。嘉庆元年（1796年）六月二十日，黄河又在丰县决口，河防主管官员作了个堵口计划，要款一百二十万两。这时的江南河道总督兰第锡，认为要钱太多，怕皇帝不答应，想减少一半，乃商之于郭大昌。郭听后直截了当地答复说：再减一半也足够了。当时“河督有难色”，郭又说：“以十五万办工，十五万与众工员共之，尚以为少乎？”就是说，拿十五万两办堵口工程，十五万两送给你们装腰包，还嫌少吗？他这铿锵有力的回答，无情地击中了贪官的要害，惹得河督大怒，郭大昌被迫辞职，从此不在南河做事。
郭大昌虽不是正式河官，但他对黄河水情水势的精准判断令人叹服，他的对策建议被采纳后发挥了极大作用。 嘉庆十二年（1807）前后，苏北一带黄河几乎年年决口。当时治河官员，有改河入海的打算，“或南出射阳湖，或北出灌河口”入海。这一计划如付诸实施，则淮安府所属地区，即将遭受灾害。郭大昌这时已六十多岁，他虽受到河官的排斥，但仍念念不忘黄河。嘉庆十三年（1808），郭大昌与好友包世臣一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江苏、安徽一带勘察，全面调查了黄、淮、运的形势及海口情况。随后由包世臣提出“海口并无高仰，河身断不可改”的主张。原来云梯关以下两岸有长堤，为康熙年间靳辅所修，起了束水攻沙之效。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高晋治河时，予以废除，已四十余年。每“遇大汛水旺之时，横溢至数百里，流散则缓，而海潮乘虚直入，故沙身积淤，以致影响上游多患。”因此，他们又提出恢复海口长堤，集中溜势，束水归海，并对运口头坝决口处“筑盖坝导淮溜出黄，以减运涨”的建议。通过包世臣向上反映，已“得旨允行”。正拟施工，而黄河又在北岸马港口溃决，从灌河口入海，恰恰符合了河官的心愿，于是马港口不堵，任其泛滥。包世臣、郭大昌等的治河方案，因而被中止。
马港口以下多苇滩，河水受苇根的盘结，决口三年之久，还没有冲出入海的河槽，安东（今涟水）一带的灾民，不堪其苦，纷纷上诉。后来皇帝派尚书马慧裕处理此事。这位尚书未经调查，即听信当地河官的一面之词，同意不堵马港口。安东的群众不得已，就去求教郭大昌，郭向大家出主意，叫备小舟千余只，要求马慧裕坐船亲到口门以下察看，后来马慧裕果然坐船行至口门以下不数里，船即搁浅不能行，大为震怒，认为马港口并没有达到预期改河的作用，于是奏请堵筑马港口，并参照前案修筑海口长堤等工程。郭大昌、包世臣的方案得以实施。在实行这一方案时，朝廷又派了都察院左都御史百龄为两江总督，领导施工。百龄到任后请包世臣共商河事。包在临行前，又向郭大昌求教。这时黄河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因黄河向洪泽湖倒灌，清口入黄的太平河和黄河下游河道均已淤塞。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黄河又在北岸邳州之棉拐山决口，下穿邳、宿运河。因棉拐山下皆顽石，冲刷不动，复上溢南岸萧县之李家楼，溃成巨口。郭大昌根据这一情况，分析李家楼溃水不到半月就可达洪泽湖。水入湖之后，日涨尺许，估计不到十日就可以把全湖涨满，倒灌运河，则淮安居民百万生灵，必遭大殃。郭大昌向包世臣建议争取在水到之前，积极在运口头坝外，接筑盖坝，必可使清、淮无恙，并赶筑云梯关以下长堤，则黄流可以顺轨。包世臣根据以上意见，向治河官员提出这一治理方案，于八月一日开工，加长头坝处之盖坝，掩护头坝金门，到八月八日溃水已到洪泽湖，开始泛漫运口，赶于十二日将盖坝抢修完成。这时出湖之水，在盖坝的挑溜作用下，以水治水，把太平河身刷宽三百丈，深二丈八尺，导溜入黄。经采取这一措施，运河水势减落，清、淮人心大定。以后又接筑云梯关至海边的长堤，堵合了李家楼口门，使大河回归故道。至伏汛后，海口深达七丈，大河皆深二丈，秋汛至，河水竟不出槽，获得了极大成功。总督百龄视察河口后奏称，黄河“计二十年来未见黄河如此奋迅”。
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郭大昌发明了测水法、修筑减水坝法、引河堵决法、放淤固堤法等，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测水法相当于现在测量水的流速、流量的方法。这种科学方法，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大事，此方法的应用，使治河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更趋准确、便利，避免了盲目性，可节约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减水坝是他的又一创举，河床窄处，堤坝受水冲击力最大，于此处开渠，引水至河床宽广之处，可保河、湖堤不因水涨而受损。引河堵决法，主要做法是当河、湖决口改道后，欲堵决口并复故道，无需直接先堵决口，而可在先淤积的故道上开浚数道深沟，再与决口上游择地开挖引河，直通故道。这样做，决口不堵自愈，故道依旧，且引河之水循故道所开深沟急泻，淤沙可除。放淤固堤法，主要做法是在河堤不牢之处，可建涵洞，引黄河水灌注，于月堤之下修建涵洞，让清水流向月堤之外，堤内洼地即可积淤而为平坦陆地。一举两得，取土便利，堤基更牢。
郭大昌的岳父王全一，也是一位老河工，“精于外工”。郭大昌的成就颇得力于他的教导。乾隆末年外河厅的汤陈工出险，浪势甚猛，正拟集料抢修，王全一看后说：“此水叹气也，必无事。”他解释说凡大溜来势很猛，去势很稳，说明埽根已挂嫩淤。现在“水面乘风力见险势，其实不足畏也”，若冒昧抢修反而不利，次日果然挂淤无事。又在一次堵口时，内外皆水，取土困难，王全一乃在口门以下，左右各做一小坝，使水出口门遇小坝回溜入于坝外而落淤，每夜所落之淤，足供次日之用，解决了用土的困难。王全一曾将自己在河工上几十年所经历的工程作了记述，后来由江南河道总督徐端窃为己有，刊为《安澜纪要》、《回澜纪要》二书。
郭大昌做事认真，一身正气，堵塞了河官们的发财之路，自然遭到河官的排斥、打击，一直得不到重用。河患严重时治河官员才想到他，一旦河患减轻就卸磨杀驴，他的治河科技和丰富经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挥，致使他郁郁寡欢、积劳成疾，于1815年病故于家中，享年73岁。
老百姓心里有面境，知道你是浊还是清；老百姓心里有杆秤，知道您是重还是轻。清嘉庆年间，河政腐败，当时曾流行这样一首歌谣：“黄河决口，金银万斗；河官发财，民难糊口”。黄河两岸人民深受洪水之害，还要受河官的剥削勒索，人们恨透了贪财的河官。老河工郭大昌敢于同贪官作斗争的故事，受到了人们的赞扬。他的治河贡献在百姓中广为传颂。百姓在他生前就为他立碑有二三十处。
郭大昌虽是一个平凡的老河工，在清代中期河政腐败、河道凋敝不可收拾的局面下，他关心全局，能够积极提出建议，并亲自参加治河实践，终于一度使黄、淮并力入海，缓和了黄河的紧张局势，减少了黄河两岸人民灾害之苦，他治河的伟大业绩和与贪官斗争的动人事迹永载史册，永远值得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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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申久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