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黄河研究⑯| 饶明奇：中国现代水利的开拓者汪胡桢先生
编者按：“黄河宁，天下平”，真实立体全面讲好黄河故事，为现代化河南建设凝聚精神力量。2014年出版的《政治黄河研究》对我们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综合治理、高质量发展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该书分为政治中心篇、战争篇、职官篇、政治人物篇、著名河官篇、法规篇、治黄与治国篇七部分，围绕政治黄河这一中心，从不同方面展开论述。学术中原持续摘编刊发书中的部分篇章，敬请关注。
本期推《中国现代水利的开拓者汪胡桢先生》，本文经原书作者、学术中原特约专家饶明奇修改，更加通俗易懂，供大家品读。
汪胡桢（1897～1989），浙江省嘉兴人，中国现代水利的开拓者，被誉为我国“连拱坝之父”。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资深院士），曾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河北水利水电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前身）院长19年。
一、生平简介
汪胡桢1897年7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府（嘉兴市）。他的故居就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嘉兴南湖岸边。他刻苦学习，1915年中学毕业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先生的学生。在李先生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懂得了“什么是水利”。汪胡桢从上水利第一课开始，就爱上了这个行业，并立志改造自然，征服江河，振兴中华。1920年，汪胡桢赴美入康奈尔大学研习水力发电工程，成为中国最早出国学习这门工程的人。1923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并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铁路电力公司实习，曾参加摩尔根瀑布（MorganFalls）水电站、骚吐斯水电站（Saw－toothWaterpowerPlant）的设计和施工，使其学业更为坚实。为了解欧美水道情况，他到过美国不少地方，回国前又去了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德国等国家，参观了许多水电站。这次环球旅行，使他增长了见识，打开了眼界，开拓了思想，这为他后来在从事水利工作中，孜孜不倦追求科学技术进步，勇于创新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基础。1924年汪胡桢回国后，在南京河海工科大学任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汪胡桢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后兼任治淮委员会委员、佛子岭水库总指挥。1955年，任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局总工程师。1960至1978年，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河北水利水电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前身）院长。1978—1980年任中国水利学会第二届临时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79年调任水利部顾问。1981—1985年分别被选为中国水利学会第三、四届名誉理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四、五届名誉理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顾问。1984年9月，被聘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名誉院长。汪胡桢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中国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委员。
1989年10月13日，他与世长辞。
二、主要成就
（一）水利建设
1.治淮工作
1927—1929年，他任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和浙江水利局副总工程师时，引进了风行欧美喷射沙浆用的“水泥枪”（CementGun），在闻家堰石塘塘面试用，塘缝被封住，塘后覆土不再流失，节省了年修费用。
1929年，汪胡桢出任导淮委员会工务处设计组主任工程师，参加制定了导淮工程计划，因无费用，计划被束之高阁。1931年，长江、淮河发大水，堤防、涵闸大都被毁，遍地灾民。他领导修复了西起正阳关、东抵五河县长达200公里的淮河大堤及涵闸几十处，疏浚了淮河支流北淝河。1934年，汪胡桢任整理运河讨论会总工程师时，亲自踏勘了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仅用一年半的时间，编制完成了《整理运河工程计划》一书。1946年，汪胡桢任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领导修复了因抗日战争破坏的钱塘江海塘缺口。
2.主持修建佛子岭水利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汪胡桢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报效祖国的愿望得以实现。为此，他满怀热情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的水利事业中去，为中国水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佛子岭水库大坝，因此被水利界誉为“中国连拱坝之父”。
3.主持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
继佛子岭工程之后，汪胡桢又投入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在黄河干流上建设的第一座大型工程，它经历了我国水利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道路。工程建设和运用的巨大成就，不仅在防御黄河水害和综合利用水资源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治河思想、治黄规划、泥沙科学、工程建设、水利经济等方面给人们以启示。汪胡桢是负责三门峡枢纽工程施工技术的总工程师，为三门峡枢纽工程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水利研究工作
1931年，中国水利学会成立，汪胡桢是创始人之一，历任第二至第十届董事、第七届副会长、并兼出版委员会主任，主编《水利》月刊。《水利》对交流水利科学知识，促进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把水利古籍编印为《水利珍本丛书》，并与商务印书馆商妥将《行水金鉴》及《续行水金鉴》刊入《万有文库》中。1938—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汪胡桢在上海不愿为日寇工作，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组织一大批人从事翻译和著作工作。他翻译出版了奥地利工程师旭克列许著的《水利工程学》。该书对各种水工建筑物讲述十分清楚，插图又多，成为当时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主编出版了《中国工程师手册》。这本书收集了国内外许多宝贵资料，共有基本（理论）、土木、水利等三册。这使中国工程师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手册，对以后的工程技术人员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为了这部巨著，汪胡桢卖掉房子来支付稿费和出版费用。
（三）水利教育工作
汪胡桢本人不仅在水利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建设人才。早在1935年，在他建议下，利用工赈，以他为主考，录取了严恺、张书农、王鹤亭、伍正诚、粟宗嵩、徐怀云、薛履坦等分赴英、美、德、法、荷留学，后来他们都已成为中国卓越的水利专家。在修建佛子岭水库时，人才奇缺，他带领一批知识分子边干边学。汪胡桢把从国外带回的书送到图书馆，成为大家争相借阅的书；他亲自讲授“坝工设计通则”“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等课程，人们把工地称为“佛子岭大学”，并亲切地称他为校长。这个大学培养了一代新人，如曹楚生、曹宏勋、朱起凤等后来都成为技术骨干，在水利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960～1978年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河北水利水电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期间，除担任高级班水工结构课程外，还率领学生去京郊水利现场进行直观教育，讨论方案，审改设计。1965年，率领师生完成了“黄河碛口拦沙库设计方案”。
三、思想品质
（一）勤奋工作
他自幼勤奋学习，中年勤奋工作，一心扑在工作上。晚年主编和编写的700余万字的《现代工程数学手册》，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大型工具书之一，它侧重于数学理论与方法在工程和科学中的应用，因此，它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科学工作者所迫切需要的工具书之一，在工程科学技术人员和数学工作者之间也起到一定的桥梁作用。汪胡桢编著这部书时，已年逾八旬，身患糖尿病、腿部神经炎、白内障，走路艰难，左眼失明，右眼只有0.1的视力，看书、写字必须用高倍放大镜，每天伏案工作六七小时，甚至大年初一也不休息。为水利事业已经做出那么多贡献的汪胡桢，仍自感不足。
1989年9月，他得知有医术高明的苏联眼科专家来华的消息后，下决心要去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平时他连抽血都害怕，但为了能重新笔耕，竟勇敢地去接受如此大的手术。谁知20多天后的1989年10月13日，他竟与世长辞。
（二）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他一贯的教育之道，他除编讲义亲自授课外，还关心实验室的建设和学生的生产实践。1965年，年已67岁的汪胡桢，亲自带领师生，去黄河中游碛口实地勘测设计，住窑洞、吃粗粮，完成了“碛口拦沙水库设计方案”。后因文化大革命，工程未进行。但他为治黄事业倾注自己心血的精神和身体力行的治学风范，一直为人们称道不已。
（三）开拓创新
汪胡桢是一位非常富有创新精神的总工程师。在技术问题上，他敢于负责，敢于突破。三门峡工程的建设，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承担，但是由苏联专家负责设计。当时他明确表示：可以请苏联专家把关，我们自己设计。汪胡桢曾在国外广泛地考察过水利工程，经验丰富，实干精神强，而且已有了淮河流域佛子岭水库设计的成功经验，信心很足。他的这种大无畏精神，使三门峡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的技术人员深受鼓舞。但上级对设计装机120万千瓦这样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还是感到把握不大，为了稳妥起见，仍决定委托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设计。汪胡桢对苏联专家是尊重的，但在技术问题上绝不盲从。他的特点就是总在苏联的技术模式上寻找突破口，力图革新。作为三门峡工程的总工程师，他常带头冲破技术规范，苏联专家因此感到不愉快，有时甚至很恼火，但最后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新方法。如梳齿工程开挖，人门岛爆破的时候，时间是选在枯水季节。这个季节很宝贵，过了这个时间，就要等到下个枯水期才能施工，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的话，一拖就是一年的时间。人门岛开挖，苏联专家提出开挖规划是2/3的设计开挖线，深度是每次开挖要去掉2/3，保留1/3，以避免设计开挖线的震动、破裂，就这样一次一次地开挖。但是，这样的进度不能保证在一个枯水期季节内完成。汪胡桢就动脑筋，他自己经过试验，提出深孔爆破，一次开挖就可达到设计开挖线的保护层，即1.5米，并且不影响下面的岩层。但苏联专家不同意，说你怎么能保证设计线下面的岩层不受破坏呢。汪胡桢说，可以通过试验证明。试验下来，果然没有问题，苏联专家才同意，开挖进度因此而大大加快，提前完成了任务。大坝的混凝土浇筑冷却是个技术难题，汪胡桢对此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提出多种方案，自己动手反复试验，最后提出了在坝体预埋冷却水管，水泥中加冰水进行冷却的措施，成功地保证了大坝的浇筑质量。
因三门峡工程建设的需要，要从三门峡市到大坝工地修一条公路。汪胡桢主张要修一条永久性高质量的公路，他认为：有高质量的路面，汽车的功率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汽车零部件的磨损才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使用寿命长，耗油量少。当时，工地的运输车大部分是进口的，代价很高，有了这样一条高质量的公路，就等于节约了大量的维护修理费。从三门峡大坝将来的运用角度看，这无疑是一劳永逸的长远大计。黄河规划设计院采纳了他的意见。时间证明，他的这个主张的确是远见卓识。这条公路的确是我国当时所有水电工程工地中最好的一条公路，到如今已运用将近50年，路况依然良好，发挥着重要的运输作用。
（四）严谨求实
1958年11月11日，三门峡水利枢纽截流指挥部正式成立，汪胡桢为总指挥之一。1959年6月26日至7月2日，由水电部组织的全国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查组，在三门峡工地举行质量检查会议，并进行现场施工质量检查。检查组成员有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共70余人。会议期间，专家们听取了汪胡桢关于三门峡工程施工过程及措施的报告，审查了三门峡工程各项质量检查资料，深入现场核查，最后一致认为：三门峡工程质量是良好的。
在水利水电、铁道、煤炭系统等工程建设中，地下洞室的力学分析是最繁琐的工作，不仅费时，且易出错，是设计人员最感头痛的事，为此，汪胡桢撰写了《地下洞室的结构设计》一书。该书以地下洞室中最常用的圈门式结构为准，推导出力学分析中全部所需公式、载常数的一般算式，并用电子计算机算出上述常数的数值，列成计算表，供查用，大大加快了计算速度，提高了设计质量。此外，还撰写出版了《水工隧洞的设计理论和计算》，提供具体指导。
（五）无私奉献
汪胡桢一生奋斗，一生奉献。他见学院图书馆图书不多，两次慷慨捐藏书2000余册。第一次是从他浙江老家将80年来积累的1500余册藏书自费托运到北京，赠送给学院图书馆；第二次是在临终前的几天里，自己整理好几只大纸箱，他除了留下一部分工具书外，全部送给了学院。谁知书箱尚未邮出，人已离去。他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水电学院校舍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国际外文书店占用，为此他不辞辛苦与外文局局长会谈，还亲自绘制校舍图和分家图。在中国人大会议上，汪胡桢不止一次地提出退还校舍的提案。汪胡桢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但当人们要宣传他时，他却说：“我已经老了，应该多留些版面给那些有贡献的中青年同志”。
汪胡桢是一位优秀科学家、水利工程设计师、教育家，他的学风、教风、品德永远值得水利后人学习。
1989年10月13日12时，先生于北京逝世，享年92岁。10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李鹏、万里、李先念、邓颖超、田纪云、严济慈、王任重、方毅、钱正英、杨振怀及全国政协，水利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等水利委员会（流域管理局），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华北水利水电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河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河海大学，河南省政协，安徽省人民政府，浙江省嘉兴市第一中学和先生生前友好等送了花圈。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等领导同志以及首都500多人参加了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他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钱正英在追悼他的文章中写道：“他毋需留下更多的遗言，他留下的是毕生的事业，他给的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光辉榜样。”10月31日，《人民日报》《中国水利报》等各大报纸刊登了汪胡桢遗体告别仪式，并对先生生平作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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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申久燕